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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4页）

在西方国家，不同阶层的人很久以来就一直在消费酒精以及其他成瘾性毒品。

但他们并没有被称为隐君子。

例如，直到19世纪，习惯性的饮酒到了足以扰乱公共秩序的程度时，还只是被看做“社会问题”

。

认为一个人可以成为隐君子的观念始于19世纪中叶左右；直到后来这个术语才被广泛使用，而酒瘾这个术语被广泛使用则要更晚一些。

用福柯的话来说，隐君子这个词的发明是一种控制机制，即一种新的“权力知识”

网络。

然而它也标志着在通向制定自我的反射计划道路上迈出了一步，这种计划既是解放性的又是遏制性的。

毕竟，隐君子是“走极端”

的人，“走极端”

这个词不仅涉及公共秩序，而且还涉及对个人命运的拒不接受。

瘾标志着一种对个人日常生活的各方面进行控制的新方式——而且也是控制自我的方式。

瘾的特别重要性可以下列方式来予以理解。

瘾必须从这样一个社会的角度来理解，在这个社会中，传统比以前任何时候都遭到更为彻底的摧毁，而自我的反射计划则相应地显得尤其重要。

在个人生活的广泛领域不再受先在的模式和习惯所规定的地方，个人只好不断地进行生活方式的选择。

此外——这是至关重要的——这种选择不只是个人态度的“外在的”

或不重要的方面，而且表明了作选择的人“是”

什么样的人。

换言之，生活方式选择是自我的反射叙事的构成要素。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剑桥，1991。

酗酒一度被界定为一种身体反常这一事实使人们忽略了瘾、生活方式选择和自我—认同之间的联系。

它所持有的解放的承诺受到了阻碍，以至它被认为是一种疾病，与任何其他的疾病没有什么两样。

然而嗜酒者匿名互诫协会的早期纲领已经承认，戒瘾意味着对生活方式进行深刻的改变和对自我—认同进行再审视。

就像心理疗法和劝告疗法的情况那样，参加聚会的人会感受到一种批评或指责被悬置的氛围。

成员们被鼓励公开地袒露自己最隐秘的关切和担忧，而不必担心受窘或有辱骂性的反应。

这些团体的主旨是对自我叙事进行重写。

在一个后传统秩序中，如果个人想把个人自主和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安全感结合起来的话，那么自我叙事其实必须不断地进行重写，而生活方式实践则必须不断地与其保持一致。

不过，自我实现的过程常常是不完全和有限的。

因此，瘾能具有如此广泛的性质便毫不奇怪了。

一旦制度性的反射真正深入到社会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几乎任何模式或习惯都可能成为一种瘾。

瘾的概念在传统文化中几乎没有意义，在那里一个人今天做昨天做过的事是很正常的。

如果传统存在连续性，而且一种特定的社会行为模式既遵循早就形成的模式，又被认可为是正确和恰当的，那么几乎就不能把它称为一种瘾；它也并不具有什么明确的自我特征。

这种情况下个人别无选择，但同时也无须在自己的行为和习惯中显露自己的身份。

那么，瘾从反面显示了在某种程度上自我的反射计划走上了后期现代性的舞台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