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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一罐虫子（第2页）

于是，他付了饭钱，说：“谢谢你，沙因鲍姆太太。”

像往常一样，她又纠正费玛说：

“是沙因曼，尼森大夫。”

“当然当然，”

费玛回答说，“对不起！

我要付你多少钱?我已经付过了?那么，我想说的就是，这不可能是偶然。

我刚才肯定是想付两次钱，因为您的炸小牛肉片——是叫炸小牛肉片，对吗?——特别美味可口。

对不起。

谢谢。

再见。

我得赶紧走了。

您看这雨下的。

您看上去是不是有点疲倦?不高兴?很可能是这天气的缘故。

很快就会放晴的。

明天见。”

二十分钟后，公共汽车停靠在国民礼堂站台，费玛突然觉得，在这样的雨天出门却不带雨伞，这也太荒唐了。

向小餐馆的老板娘承诺这样的天气不久就会放晴，这也太荒唐了。

你有什么根据?突然，一道微红的亮光穿透云层，照射在希尔顿大厦高处的一扇窗户上，就像给那扇窗户点了一把火，反射过来的光芒使费玛感到一阵晕眩。

尽管如此，费玛还是看清了大厦十层或是二十层的阳台护栏上飘荡着一条毛巾，他实实在在地感到自己的鼻孔里充满了刚用那条毛巾擦干身体的女人的体香。

瞧，他自言自语地说，并不是一切都完了，并不是一切都结束了，连一点点小奇迹都不会出现的时刻还几乎是没有的。

或许，凡事最终都会有转机的。

约韦勒村边缘的这个两居室公寓是费玛1961年第二次结婚时他父亲给他买的，那时，他从耶路撒冷一所大学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历史学学士学位后还不到一年。

在那些日子里，父亲对他寄予了厚望。

别人也都相信费玛前途无量。

他获得了奖学金，差点儿继续攻读硕士学位；他甚至想过要攻读博士学位，并从事学术研究。

但在1960年夏天，费玛的生活经历了一系列的不幸和复杂的变故。

时至今日，每当费玛的朋友们在一起聊天，只要话题转到“费玛的公羊年[2]”

，而费玛又不在场，他们就开心、友善地笑个不停。

事情是这样的：七月中旬，就在费玛刚刚结束期终考试的时候，他在拉契丝波纳女修道院[3]的花园里爱上了一位法国小姐，她是一个天主教徒旅游团的导游。

当时，他坐在一条长凳上，等一位女友，这位女友是护校的一名学生，名字叫舒拉，数年后嫁给了费玛的朋友茨维·克鲁泡特金。

一枝欧洲夹竹桃在费玛的手指间开放着，一群小鸟在费玛头顶上唧唧喳喳地辩论着。

坐在另一条长凳上的尼科尔对他说话了：这附近有水吗?他会说法语吗?对这两个问题费玛都做了肯定的回答，其实，他根本不知道哪儿有水，他的法语也只是一鳞半爪。

从那一刻起，在耶路撒冷，无论她走到哪里，他都会尾随而至；她一次又一次礼貌地请他离开，但他就是不肯；有一次，尼科尔的旅游团团长警告他说，如果他再纠缠不休，就要对他提起诉讼了，但就是这样，他也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

当她前往长眠修道院[4]望弥撒，他就像条狗一样，在门口等了她一个半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