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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3页）

引自卡罗尔·艾德姆斯：《普通生活》，第129页，维亚哥出版社，伦敦，1982。

这是一个女同性恋者阿博尔·霍莉鲍芙在1980年代为妇女进行的呼吁，她要求大声地公开揭示尚未完全表达出来的妇女渴望：

所有那些缺乏柔情也不想温柔的妇女；所有那些不了解自己但试图发现自己的妇女；所有那些甘作女性的情人的妇女；所有那些喜欢操男人的妇女；所有那些感觉像男同性恋者而不是女同性恋者的妇女；所有喜欢人造荫。

经、穿透、服装的妇女；所有喜欢流汗、说脏话、看情人脸上掠过的想要她的表情的妇女；所有那些迷途的、需要用她们试探性的激情观进行试验的妇女；所有那些认为男同性恋者激情炽热的妇女，所有这些妇女，她们在哪？阿博尔·霍莉鲍芙：“对未来的欲望：激情和快感中的激进希望”

，见卡罗尔·S。

范斯：《快感和危险：对女性性征的考察》，第403页，芬特利奇出版社，伦敦，1984。

福柯所注意到的对于性的迷恋很明显地是在霍莉鲍芙的迷狂的规劝中；但是，至少从表面看来，还有什么较之这更不同于福柯所描述的冗长乏味的男性权威的医疗文本？我们如何只是通过区区一个世纪的时期从一个极端到另一极端

如果我们同意福柯的意见，回答这些问题就相当容易。

可以这样断言：维多利亚式的对于性的迷恋最终是被弗洛伊德带到了一个顶点，弗洛伊德从他对歇斯底里妇女的困惑着手，继而将性看做是所有人类经验的核心。

大约在同一时刻，哈佛洛克·艾利斯和其他的性社会学家着手工作，他们宣称对可欲求的性和必然的性这两方面的性快感的寻求。

从这里开始，通过金赛、马斯特和约翰逊直到这样一本书《自己享受性》，不过只跨越了几小步。

这本书从性的角度将读者同一个收音机听众作了对比：“问问自己为什么不胡乱摆弄接收器。

你久享受一次在瞎弄旋钮时偶然碰到的一个意料之外的节目？”

保罗·布朗和卡罗琳·芙尔德：《自己享受性》，第35页，企鹅丛书，哈蒙兹沃斯，1979。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要解释这些变化是怎样发生的，我们就必须将重点转离开话语，进而寻找在福柯的分析中所严重缺乏的因素。

有些涉及长期的影响，而其他的则局限于一个更近的时期。

尽管这些长期趋势因为对后来阶段产生影响，故它们贯穿始终的重要性是根本性的，但我还只是简要地说明这些长期趋势。

在19世纪期间，婚姻纽带的形式就大部分群体而言是以对经济价值的判断和考虑为基础的。

浪漫之爱的观念，主要地存留于资产阶级群体，它通过众多的社会等级而扩散，“罗曼司”

变成了求爱的同义词，它还是触及大众的第一种文学形式。

浪漫之爱的观点的传播趋向于将婚姻关系同更为广泛的？密关系区分开来，并赋予它一个特殊的意义。

丈夫和妻子越来越被看成是一个相互的情感公司中的合作者，这甚至比他们对于孩子的义务更为重要。

“家”

变成一个与工作判然有别的环境，至少是个人可以寻求感情支撑的地点，这就恰好同工作环境的指令性相反。

对性的含义而言，尤为重要的是，大家庭的压力——这也即是所有前现代文化的特征——以一种严格的方式趋向于家庭规模的压缩。

这样的实践，看起来是个简单的人口统计；但就性征而言，则是将手指放在历史的扳机上。

对于大多数妇女而言，性可以从怀孕、生育这个永久循环中分离出来。

家庭规模的压缩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是现代避孕方法引入的结果。

当然，生育控制，长期以来就有鼓吹者，而且大都是妇女。

但是家庭控制活动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在大多数国家产生了广泛影响。

英国官方意见到那时还对此充满强烈敌意，只是当皇室医生洛德·道逊在1921年对教会的一次讲演时，官方意见才表示出了变化。

洛德·道逊勉强宣布：“生育控制在此应当维持，不论好歹，这是个已然的事实，也必须接受……无论怎样谴责，这都不能废除。”

他的观念搅起轩然大波，《周日快报》以此作答：“洛德·道逊，该滚！”

引自艾德姆斯：《普通生活》，第138页。

有效避孕不仅仅意味着不断增强的避孕能力。

同上述所提到的影响家庭规模的其他因素一道，它也表明了个人生活的转变。

对妇女而言——在某种不同程度上，对男人而言也是如此——性变得更灵活，它可以不同方式被构形，也变成个人的潜在“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