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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第2页）

有几份访谈不予收录，是因为它们出于一种糟糕的炼金术，而不仅仅是一种恰到好处的晃动；我诚实的应答与炮制者添加的人情世故的虚假色彩搅和在一起，以致根本无从分辨。

另有几份我轻而易举地撤去了那些不无好意的小摆设（还有那些花哨的新闻噱头），这样，就逐步剔除了每一种自发性因素，以及所有与现场交谈相似的东西。

访谈最终就变成差不多是一篇段落分明的文章了，这也正是书面访谈应有的理想形式。

我的小说很少给我机会来表达我的私见，因而，我偶尔也欢迎迷人的、彬彬有礼而又聪明的来访者提出一大堆的问题。

本书中，在访谈录之后是几封给编辑的信，它们就像律师行话所说，“不言自明”

。

最后是一组短文，除了一篇，其余都是在美国和瑞士写的。

斯文朋（1）对“一伙蜕变为拙劣批评家的恶意而又丑陋的蹩脚诗人”

有过敏锐的评价。

一九三○年前后，这种奇怪的现象也是巴黎俄国侨民文学小圈子里的典型状态，那时，蒲宁（2）、霍达谢维奇（3），以及其他一两位杰出作家的美学思想尤其受到来自以不同方式“介入”

的痞评家（criticules）的恶毒攻击。

在那些年里，我巧妙地嘲讽那些艺术的诋毁者，为我的文字激起那个帮派的恼怒而欣喜不已；但是，今天要把我那些为数不少的旧文从艰涩的俄语译成迂腐的英语，再对文中那些旁敲侧击和行文策略的妙处做一番解释，无论对我还是对读者来说，都是一件提不起兴趣的苦差事。

唯一让我自己有个例外的是《论霍达谢维奇》那篇文章。

因此，眼下这本我偶尔为之的英语文选，剪去了它长长的俄语影子，似乎反映了一个远比“弗·西林（4）”

更讨人喜欢的形象，而提起西林，会在侨居的回忆录作者、政客、诗人和神秘主义者那里引发复杂的感情，他们仍记得我们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在巴黎的遭遇战。

如今一种更温和平易的性情渗透在我对自己观点的表述中，尽管这些观点十分强硬。

理应如此。

1973年于蒙特勒（5）

（1）　AlgernonSwinburne（1837—1909），英国诗人。

（2）　lvanBunin（1870—1953），俄国作家。

（3）　VladislavHodasevich（1886—1939），俄国诗人。

（4）　弗·西林，是纳博科夫早期写作的笔名。

（5）　Montreux，位于瑞士，纳博科夫晚年侨居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