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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部分（第3页）

，乃全部西方现代物质文明所产生之后果，缘于社会上注重效率，在各处请求准确之所得。

这和中国的官僚组织立场全部相反。

后者有了一个庞大的架构，一向站在非竞争性的立场，几百年来只望维持一个大体过得去的标准，以保持内部凝聚力。

因生活方式之不同，西方采取重商主义，中国维持农业社会习惯。

这习惯之不同，影响到每一件兵器的制造者和使用者，更别提到他们的组织人与协调人。

这差异也在每一日发生影响，在每一行动之中发生影响。

这些兵工厂和造船局设立时好像商业组织，可是它们没有相对的公司可以发生商业上的关系。

他们为制造者，可是社会上没有材料与零件供应者和推销员。

它们与外面有来往，其关系也松懈。

组织中的账目无从认真核算。

他们也无从编制预算，因为政府本身尚无预算可言。

人事之管制必漫无标准，因为中国全部的经济生活即缺乏人事管制标准。

称以上情形为“腐化”

，可能对整个问题产生错觉。

腐化必由以前正常之形态恶化而产生，用如此道德上的名义加以谴责，则必须承认事前已有一个完整体制。

在其恶化之前确曾站得住脚。

事实上它站不住脚。

一个测验立即于1884年来临，中国由于对越南之宗主权与法国发生战事。

短时间内法国舰队使台湾基隆炮台无所施其技，也占领了澎湖。

法国人回顾中国大陆之际，他们只花了几小时就破坏福州的船政局，这马尾船厂过去也由法国资助而开办。

1885年中法之战结束时中国觉得藩篱尽失，其弱点也更暴露，以后只能挺身而作生死战。

10年之前，日本即已不顾中国主权，径自征台。

在中国西北角，俄国又已攫取一大块土地。

公元1881年彼得堡条约名义上尚称为中国外交上之胜利，可是中国仍要向沙皇付卢市900万，而且失去巴克哈什湖一带疆域。

与法国停战之年，英国也夺缅甸为其保护国。

19世纪末期，因着西方工业革命之成熟，已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时代。

任何斗争之失败者，都可能被视为品格低劣。

中国在外交上一贯的失败也愈使自强运动看来差劲。

最低限度，它使中国抛掷了20年宝贵时间。

可是在中国现代史里，它尚不过是一段连续“失败”

之第一次。

直到最近，我们才有机会将这串事迹以较积极的眼光看待。

有了新的纵深，我们可以断言，即算失败，它们也是一种庞大革命之前无可避免的步骤。

与鸦片战争后之全无反应对照，1860年间的改革在实践方面很严肃向前跨步。

因其如此，改革者尚要以传统的名目自保。

他们小心谨慎，但传统中国之架构已被他们打下了一个大洞。

他们“自强”

的结果在我们看来固然失望，可是从当日时间与环境看来，已不足为奇。

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使中国工业化，尚要从编撰最基本的数学教科书做起，学习语言的学生也限在14岁以下。

这使我们想起其道路是如何的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