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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4页）

我老老实实，不敢乱说乱动，加上我的身体也很不好，就在街道上老老实实地干活，给我多少报酬我就拿多少报酬，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我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改造，受到这么沉重的惩处，就我个人讲，我变成了什么呢？我变成了一个虚假的人。

我很谨慎，我得学会去适应这个环境，使人家感觉我是一个很老实可怜的人。

贫穷已经使我很衰老了，我变成了一个外表显得老实可怜、用力压抑我的内心情感的这么一个虚假的人。

正因为这样，我获得了安全，这个社会容忍了我，人们跟我谈话，街道干部找我谈话，我先背一段毛主席语录，然后我再说我最近在干什么，我又背一段毛主席语录。

他们认为这个右派分子改造好了，这个知识分子变好了，但是这个我已经完全不是我自己了，所以我最后的结果是“我不再是我”

。

这就是这个二十五年，从“反胡风”

运动、“肃反”

运动、“反右”

运动、劳动教养，经过漫长的劳动改造，除了让我的青春生命死亡，除了让我的青春年华毁灭之外，把我变成了一个“不再是我”

的这么一个虚假的人。

陈晓楠：1979年，历经二十四年坎坷，杜高终于获得了平反。

但是，这个时候他已经从一个活泼的青年，变成了一个衰颓的老人了。

他被调回北京，在中国剧协工作。

1980年春天，杜高结婚，这个时候他已经五十岁了。

然而和“小家族集团”

的其他成员相比，杜高还算是幸运的。

尽管他人生当中最美好的岁月被无情的政治运动摧毁，可是他幸存下来了，而且重新恢复了工作，找到了生活的动力。

而他深爱着的那些朋友，却一个个地先后离开了人世。

解说：杜高的好友汪明，他们曾是朝鲜战场炮火中生死与共的亲密战友。

在青年艺术剧院，他们同住一个宿舍。

在“小家族集团”

案中，汪明和杜高被列为该集团的首要分子。

杜高：我遇到过汪明一次，大概是在“文革”

爆发以后。

他比我早摘掉帽子，已经是一个留场就业的职工了，他也在田头劳动。

不知道哪一次收工的时候遇见他了，他有一点行动自由，我没有自由，我还在劳动教养。

他看见我了，走到我身边来，因为他已经摘掉帽子了，他鼓励我，他说：你要好好改造，争取早一天结束教养。

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塞给我，因为我不能买烟。

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他见面。

他死得非常悲惨，后来就是林彪“一号命令”

以后，劳改农场的人都送回原籍，把他送回安徽。

他没有家，他是非常可怜的孤儿，他就被送到安徽的劳改农场去了。

最后，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

的前两个月，他死在那个劳改农场里。

我太为他叹息了，他要多坚持两个月，得到平反，命运就不一样了，他的生命也许就可以得救。

但是他没有熬过来。

解说：与汪明不同，“小家族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