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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3页）

这位刘芝明副部长，他的命运实在使我大为叹息。

到了“文革”

，他被作为文联系统最大的“走资派”

，被造反派抓起来，叫他交代罪行。

交代什么呢？要他交代“二流堂”

“小家族”

的罪行。

他哪里交代得出来呢？他是只管批判我们的，他交代不出什么来。

造反派就说他是“二流堂”

“小家族”

的包庇者。

“文革”

跟“反右”

相比，就更野蛮更残暴了，交代不出就打他，用皮带抽他。

哎呀，他的年纪很大了，怎么经得起这样的打呀，他硬给活活地折磨死了。

据说他的儿子到医院，看他要死了，还同他划清政治界限。

儿子都不怜悯他，走了。

真是悲惨。

陈晓楠：在1955年的“肃反”

运动之前，杜高是一个活泼开朗而且说话毫无顾忌的青年，即使在劳动教养期间，杜高也依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性格。

然而，在杜高最后三年的劳教生活里，他身上的锐气被一点一点地磨掉了。

杜高档案当中，从1966年到1969年，这三年的材料，除了一些别人的检举揭发和汇报之外，大都是杜高自己写的检查和自我批判，而且越写越长，标题从原来的《思想检查》《思想总结》也变成了《向毛主席请罪》《向毛主席宣誓》，以此作为自己已经“改造好了”

的佐证。

解说：1969年是杜高劳动教养的第十二个年头，因为长期患病得不到治疗，他的身体已经极度衰弱，又因为对政治前途的无望和人生前景的迷茫，他的精神世界已经濒临崩溃，这个时候的杜高变了，他早已经不是十多年前那个爱发议论的青年了。

杜高：我的思想完全变了，我知道一切都不行了，一切希望都没有了。

我要生，我要生存下来。

这个时候我开始想到，我要生存，怎么才能生存？只有向毛主席请罪，向毛主席宣誓，我就大量地写这个。

我学会了，我懂得了，我再不要讲自己想讲的话，我再不想用自己的头脑去思维，我就按照《毛泽东选集》的思想来思想，按照毛主席的那本语录来说话，这样我能不能回到人民队伍里面来呢？果然，最后说我学习毛主席著作，向毛主席低头认罪，有了好的表现。

解说：尽管杜高的学习心得都是连篇累牍的歌颂领袖，不厌其烦地表白自己对领袖的忠诚和热爱，但是这些在今天看来愚昧可笑的文字，成了批准杜高摘掉右派帽子和解除劳动教养的依据。

杜高档案的最后一份材料就是这张《解除劳动教养呈请批示表》。

批准解除劳教的日期是1969年4月23日，但是直到半年后杜高才获准离开劳改农场，被遣送回原籍湖南长沙。

杜高：我回到我的故乡了，我回家了。

因为我刚从农场放出来，我刚刚得到自由，我精神上跟在监狱里还完全一样。

我总感觉后面有人在监视着我，我不习惯自由地走路，虽然没有人强迫我，也没有人跟着我，但我总感觉和在劳改单位一样，我走路非常注意，好像队长时时在监视着我。

我被囚禁的时间太长了，一时解脱不了。

解说：回到长沙后，杜高流落在城市的底层，成了一个靠做临时工为生计的闲散劳动力。

十年间，他拖过板车，描过图，干过零杂工。

不过，杜高虽然从形式上恢复了人身自由，但是他的思想和行动已经变得非常迟钝，终日处在一种惊恐状态之中。

杜高：回到长沙以后，我非常警惕，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