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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4页）

特别是她们所穿的旗袍，面料和款式完全一样。”

“这下那些记者们可又活跃起来了。”

李书记一边说，一边用手指了指办公桌上堆着的那沓刚送来的报纸。

于光明拿起一份《解放日报》，上面发表了一张彩色照片，一个身穿红旗袍的姑娘倒在阅报栏前。

“上海第一起连环变态杀人案，”

廖国昌大声读着报纸上的内容，“‘红旗袍’一词如今已变得家喻户晓，各种揣测四起，整个城市都笼罩在不安之中……”

“记者都疯了，”

李书记打断了他，“啥图片和报道都发出来，真是唯恐天下不乱啊。”

他的这种挫败感是可以理解的。

上海一直以高效率的政府工作和相对突出的低犯罪率著称。

其实，之前在这座城市并非从未发生过连环杀人案，只是得益于高效的媒体管控，那些案件从未见诸报端罢了。

一旦这样的案件被媒体曝光，就会暴露出警方的工作不力。

所以通常国有报纸对于此类案件都是尽量避而不谈的。

然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报界也都坚守着自己的底线——即新闻工作者必须揭露丑恶事件，在这种情况下，媒体管控就未必奏效了。

“如今书店里、电视机上都充斥着西方那些灯红酒绿的玩意儿，有些东西还是咱们的陈大探长翻译的呢！”

廖国昌说道，“报纸专栏上都开始玩起福尔摩斯式的推理游戏了。

看看《文汇报》，正预测下一起命案的发生时间呢。

‘周五将会出现另一具身穿红旗袍的女尸。

’”

于光明接话道：“这是常识，连环杀人案的凶手通常会以相似的手法作案。

只要不被抓到，他就会一直这么干下去。

陈队长翻译过一些关于连环杀手的东西，我觉得咱们应该听听他的看法。”

“去他妈的连环杀手！”

李书记貌似被这个词激怒了，“你跟你的领导谈过了吗？我想还没有吧。

他现在忙着写论文呢。”

陈超与李书记素来不合。

于光明深知这一点，所以他选择了沉默。

“担心啥啊，难道说死了张屠户咱就得吃混毛猪吗？”

廖国昌话里带着几分挖苦。

李书记显得特别激动：“这些杀人犯简直是在抽公安局的嘴巴！

他们就好像是在炫耀‘我又干了，你们警察能奈我何’？他们正在千方百计地破坏我们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通过在人民群众中制造恐慌的方式威胁社会稳定！

我们应当把调查重点集中在那些对政府心有怨言的人身上。”

看起来他的逻辑还停留在全民手捧《毛主席语录》的时代。

于光明心想，照你这种逻辑，“阶级敌人”

可多了去了。

李书记向来以在刑事侦查上滥用政治理论而著称。

这位局党组织一把手，貌似把自己也当成刑警队的一把手了。

“凶手肯定有个第一犯罪现场，很可能就在他家里。

他的邻居也许听到了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