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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3页）

曾国藩亦作如此观：“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

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

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

……今之君子之在势者，自尸于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才，而翻谢曰无才，谓之不诬，可乎？然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非特处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与有责焉。”

曾国藩：中国式的入世禁欲（2）

曾国藩之所以一生慎独，严于律己，不也是希望以此“转移习俗，陶铸人才”

么？在他的周围、幕中曾聚集了一批晚清王朝最出色的人物：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焘、李鸿章、沈葆桢、薛福成、容闳等等。

曾国藩能够吸引一时之英豪，除了他标举的事业有号召力和识才擅用之外，还与他的人格魅力有关。

曾国藩是一个补天型的治世英雄，而非拆天型的乱世豪杰，并非像他的对手洪秀全那样是半神半人般的先知，其魅力从来不诉诸于“奇里斯玛”

（Charisma）的宗教迷狂。

曾国藩的人格魅力是儒家圣贤型的，以个人跄跄道德表率和清明的理性涵养成为众人的行为楷模。

这样的人格缺乏思想的魅力和改朝换代、称帝为王的气魄，却被志为“帝王师”

的士大夫所景仰。

因此晚清帝国士大夫阶层中有心补天的才俊纷纷云集曾的麾下，希望再现远古道德清明的尧舜之世。

然而，曾国藩的精忠报国尽管取得了所谓的“同治中兴”

，但仅是昙花一现而已，内忧外患始终伴随着他。

更令人沮丧的是，“中兴”

之后反而世风日下，不说紫禁城里的颟顸迂腐，即使亲手培植的湘军，攻下南京之后也是腐败丛生，千夫指骂。

一生心仪礼教之治的曾国藩临终前肯定是万般无奈，心情惆怅，纵然功成名就，但比较起儒家的终极关怀来说，那些东西只不过区区小事，连长治久安也谈不上！

从这一点上说，生于末世的曾国藩又是不幸的，个人的成就并未带来世道的清明，这样的“不朽”

又有多大的意义呢？

再进一步究之，说是立功立德立言，真正在历史中排得上号的恐怕还是立德。

所谓立功立言，仅是差强人意而已。

以事功来说，平定洪杨之乱属见仁见智之事，假如不是满清政府，而是汉人当政——即使这个汉人信的不是孔夫子，而是上帝——中国是否会走明治维新式的道路，也尚未可知。

在推进政制变革方面，曾国藩也远不及秦朝的李斯、唐朝的魏徵、宋朝的王安石和明朝的张居正。

当然，曾国藩开洋务运动之先河功不可没，但论功行赏，洋务的最大功臣不是曾，而是他的弟子李鸿章。

再说立言，曾国藩除了在“古文”

上别树一帜，于义理、训诂并无原创性的建树。

中国历史上向有经师、人师之分，曾国藩应该属于人师一列。

他之所以赢得同时代和后人的崇敬，说到底是因为他“德、功、言”

全面发展，而且成就皆不俗，实乃儒林中一大景观。

更难得的是，他身居一朝重臣之显位，依然不忮不求，以德自重，倘若纯粹以德性论，即使在曾国藩的同代人中亦不乏盖过他之佼佼者。

作为一介寒士、在野乡绅或清流党人，要显示君子之德并不算难，因为人性尚未经受功名利禄的逼人诱惑。

我们已经见得太多的权力对道德的腐蚀和对名士的戕害，而曾国藩虽然权倾朝野，名盖天下，却仍能恪守儒道，真不失为一个德性中人。

以我个人的感觉，曾国藩德性的先天条件并不算好。

天性淳朴的人往往比较单纯，总是天真地相信人性的普遍之善，相信世道应该如希望的那样纯洁美好。

而曾国藩过于精明敏感，他太懂人情世故，太擅长洞察人性的阴暗和陷溺，以至于自己的心思无法不周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