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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2页）

他之所以赢得同时代和后人的崇敬，说到底是因为他“德、功、言”

全面发展，而且成就皆不俗，实乃儒林中一大景观。

更难得的是，他身居一朝重臣之显位，依然不忮不求，以德自重，倘若纯粹以德性论，即使在曾国藩的同代人中亦不乏盖过他之佼佼者。

在整个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上半叶，曾国藩可一直是经久不衰的人格偶像。

梁启超、蔡锷、青年毛泽东、蒋老先生都曾经崇拜之至。

不仅带兵的、为官的、有政治抱负的服膺他，连一般读书人也对他敬佩不已，视之为儒家内圣外王理想人格的完美体现。

内圣外王的各方面成就实在要求太高，虽然其为各代儒家所心仪，但每一代儒者都不免抱残守阙，“三不朽”

之伟业，令一般儒林士子无法三全，终身抱憾矣。

偏偏到了中华帝国的末世，在儒家文化大江东去的前夕，却回光返照似地出了一个曾国藩。

从他完成的业绩来看，确乎是前无古人，后无追者：作为晚清名臣，统帅湘军、平定叛乱，中兴王朝；又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识大势，顺潮流，办洋务，开中国现代化之滥觞，此为事功之业。

作为最后一个理学家，一宗宋儒，又不废汉学，以经世致用之精神，不拘一家一说之定规，博采群学，淹贯众流，义理、训诂、词章、经济均不偏废，各有所得；尤其是得桐城姚鼐之遗风，在“古文”

写作上达到了开宗立派的成就，此为学问之业。

作为一代人师，身居一品高位，仍然勤廉为本，慎独、主敬、求仁、习劳，以一己之道德形象凝聚千军万马、百官同僚，成为儒家伦理的人格楷模，此为德性之业。

事业、学业和德业，能在一个方面有所成就，就足以留芳百世，何况三业并举，自然令后人仰慕不已了。

我觉得，曾国藩在许多方面颇类似亭林先生。

曾本人对明末清初的那批名耆也是推崇备至。

他说：“国藩尝采辑国朝诸儒，言行本末，若孙夏峰、顾亭林、黄梨洲、王而农、梅勿庵之徒，皆硕德贞隐，年登耄耋，而皆秉刚直之性。

寸衷之所执，万夫非之而不可动，三光晦五岳震而不可夺。

故常全其至健之质，跻之大寿而神不衰，不似世俗孱懦竖子依违濡忍，偷为一切，不可久长者也。”

亭林先生在明末清初是斥理气性命之玄谈、开经世致用风气之人，他留心经世之学，广抄经史子书。

他在江河破碎、士风败坏之世，又高风亮节，以浩然正气撑起一片天地。

正所谓“博学于文、行己有耻”

也。

顾亭林的学业、德业成就之高，是曾国藩难以望其项背的，倘若生逢其时，完全有可能取得彪炳万世的非凡事功。

因为他并非冬烘先生，从潜质上说完全是不可多得的治世之才。

可惜历史不曾给他这样的机遇。

曾国藩：中国式的入世禁欲大时代中的知识人相形之下，曾国藩是幸运的。

他处于王朝末年的乱世之中，太平军的造反、满清贵族的无能，为他提供了在朝廷体制之外充分施展才能的历史空间。

乱世出英雄，曾国藩遂得以一举成名。

一代晚清重臣为拯救时世所召，重新拾起前朝耆儒的经世致用传统，义理实学并重，以知进德，以德致用，终于成就立功立德立言之伟业。

不过，如此招人眼红的“三不朽”

之业，实在说来也多少是后人的溢美之词。

旁的不说，即使以儒家内圣外王的自家标准，在理想人格一层当然还算说得过去，但儒者的终极关怀并非止于个人的成圣成王，而是尧舜之世的再现。

内圣外王在社会政治层面的意思是说理想的社会乃是合乎伦理原则的人际秩序，这一理想的实现有赖政治精英个人的道德素质，因此由圣人执政是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有效途径。

亭林先生在世之时，一直期盼着“正人心，厚风俗”

的名教之治，他自己的一举一动无不具有为天下立身的用世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