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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讲 如何研究学术史（第3页）

此属一种人生境界，非关思想体系。

因此中国人教人做学问，必须知行配合来做。

即如学问二字，也都是属于行的方面者。

学与问，皆须从实习下手。

此种精神，却可谓与西方人之现代科学精神相近似。

科学研究必重实验，实验到这一步，再推想到另一步。

如此逐步推进，却不走远步，逃离实验，凭空一口气推想出一番大道理来。

但中国学术传统，究与西方近代科学有其迥异处。

这因西方近代科学所研究之对象，乃指向于自然界之一切实物与现象，而中国传统学术所着意者，乃在人文界之一应实事上。

自然物变动少，研究自然可有一恒常不变之共同对象。

因此前一人研究所得，后一人可以凭此继续深进。

探求了这一面，再继续探求那一面。

进入了这一层，再继续进入另一层。

研究科学可以按部就班地拾级而登，后人所发明或发现，常可超越前人，有日新月异之概。

近代有了爱因斯坦，便可超越了昔时牛顿所发明之几项定律，而更有新发明。

后人有新发明，前人所发明者即续被修正。

但此种情势不能转用到人文界。

人是活的，人常在变动中，人事亦常在变动中，真所谓“不居故常，一日二日万几”

。

所以处理人事，只有因地制宜之一法。

骤然看来，似乎中国人讲学术，并无进步可言。

但诸位当知，这只因对象不同之故。

即如西方人讲宗教，永远是一不变的上帝，岂不较之中国人讲人文学，更为固步自封，顽固不前吗？当知中国传统学术所面对者，乃属一种瞬息万变把握不定的人事。

如舜为孝子，周公亦孝子，闵子骞亦复是孝子，彼等均在不同环境不同对象中，各自实践孝道。

但不能因舜行孝道在前，便谓周公可以凭于舜之孝道在前而孝得更进步些。

闵子骞又因舜与周公之孝道在前而又可以孝得更进步些。

当知从中国学术传统言，应亦无所谓进步。

不能只望其推陈出新，后来居上。

这是易明的事理。

其次，再说到人事牵涉，固属复杂多端，但既属人事，则必是可以相通合一的。

因此中国以往学者，很少对政治、社会、经济等项，分途作各别钻研的。

因人事只是一整全体，不能支离破散来各别对治。

如硬要将此等各别划开，只从某一角度为出发点去作研究，固亦可以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言之成理，持之有故。

但配合到实际人事上来，则往往会出岔。

如西方人讲经济学，亚当·斯密斯之“自由经济”

的理论，岂不言之成理，持之有故。

但推行过当了，便会出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