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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部分（第5页）

即令是不违法之财，也不收取，有人曾把朋友送给亡父的奠仪退回，但对于救急解困，却毫不吝啬。

五　　对恩主绝对效忠　　政府高级官员的僚属，大多数由高级官员自行聘任。

一个知识分子一旦被聘任，即踏上光明灿烂的仕途。

像宰相所聘任的僚属（三府椽），有的只几个月便出任州长（刺史），不数年就擢升为中央级部长。

这是知识分子前途最重要的一个契机，在被推荐为“茂才”

、“孝廉”

后，还必须再突破被聘任这一关，否则仍只是在野之身，飞黄腾达不起来。

士大夫对于聘任他的恩主，跟日本武士、欧洲骑士对他们的恩主情形一样，不但要为恩主冒险犯难，还要为恩主牺牲性命。

至于为恩主服三年之丧，更平淡无奇。

上述五类行为，并不是每一个士大夫都做得到，但他们都竞争着或真或假的去做，并且往往做的有声有色。

当然有它的流弊，最普通的是有些人把道德行为当作欺诈手段。

像服二十年之丧的赵宣，按儒家规定，在服丧期间绝不许跟妻子同寝，可是他在二十年之中，却生了五个孩子。

又像以廉洁出名的范丹，去探望害病的姐姐，姐姐留他吃饭，他竟然坚持要付饭钱。

但即令这种流弊，对社会也没有什么大的害处。

士大夫不久就自觉必须维护自己百般经营才得到的既得利益，于是，推荐和聘任的范围，遂逐渐缩小。

最初选择对象时，还注重声誉，一个与各方面都没有关系的平民，只要有被称赞的道德行为，就有被推荐被聘任的可能性。

后来情形发生变化，必须是士大夫家庭的一员（子弟），这个可能性才存在。

一种坚强的门第观念，因之产生。

社会的纵剖面呈现无数直线行业，木匠的儿子继续当木匠；农夫的儿子继续当农夫；士大夫的儿子继续当士大夫，也就是说，做官的儿子继续做官，这就是门第。

一个士大夫的门第，以其家族中做官人数的多寡和官位的大小，作为高低的标准。

像杨震，四代中出了三个宰相（四世三公）。

像袁绍，四代中出了五个宰相（四世五公）。

这种门第，受到社会普遍的羡慕和崇敬。

——注意“门第”

这件事，它强固的维持士大夫阶层干不坠，直到二十世纪初期，都在中国历史上发生普遍的影响。

本世纪（二）中叶后，政治虽然腐败，但设立在首都洛阳的国立大学（太学）学生（太学生），却反而增加，老一代的士大夫需要它训练下一代的士大夫，所以积极支持国立大学的扩充。

五十年代时，大学生已多到三万余人。

这些准士大夫们——未来的官员，跟政府中已成为士大夫的现任官员们，交往密切。

除了谈论儒家学派的《五经》外，不可避免的还会谈论到现实政治。

好像新闻记者或政治评论家，他们对人物的赞扬或抨击，形成一种有影响力的舆论。

跟外戚、宦官相比，士大夫有外戚、宦官所没有的高一层次的情操和抱负。

外戚靠女人取得权力，宦官靠谄媚取得权力，而士大夫自称靠道德学问取得权力，所以士大夫在本质上就对外戚、宦官轻视，再加上外戚、宦官也确实做出太多的罪恶，士大夫遂注定的要跟外戚、宦官，发生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