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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3页）

之后，他首倡将我国传统的学科“中西交通史”

重新定位为“中外关系史”

。

他的这种远见卓识，对于我国近30年来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厥功至伟。

当时，我是刚刚步入学术界的一个无名小辈。

我永远不会忘记，朱杰勤教授从广州赴北京出差，竟然会带着两个小西瓜去看我，充分表现了那道德文章和为人师表的学术大师的风范。

丘进先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位中外关系史方向的博士生。

他的博士论文《中国与罗马》及其另一部译著《罗马与中国》，都是本学科的科研人员和正在攻读学位的学生们的案头必备书。

自80年代以来，我与丘进先生始终保持联络。

虽然他很早就从政，做了国务院侨办的司长，但我仍以学长的心情对待他，始终奉他为本学科的中坚。

他虽然身投政界，却仍然心系学术界，默默地为中外关系史学界做了许多好事。

每当我们遇到困难时，他都会鼎力相助。

鉴于这种关系，喜闻丘进先生的这部《中国与罗马》修订再版时，客气地让我再赘言几句。

虽然我并无此资格，但于情于理都义不容辞，故而不拘谫陋，再堆砌几句“添足”

之语。

此书首先是史料丰富。

我们坦率地承认，有关汉代中西关系的史料寡而简，其中有许多资料甚难稽考。

丘进先生利用他在读书期间的名校名师的有利条件，对资料搜集详尽。

他对资料的谨慎而又周详的考证，在前辈学者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确有许多卓越新见。

全书将汉代中西关系史的中心侧重于中方。

这既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也突破了西方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框架。

由汉至唐，甚至更靠后一些，虽然也有不少“西货”

传入中国。

但在丝绸之路上运输的主要是中国货，而且都是民生所必需的商品：丝绸、瓷器、中草药。

到了明清之后，特别是清季，才出现了“丝绸之路”

的转向问题。

全书采纳了在80年代在中国学术界尚属“新史学方法”

的比较研究方法。

当然，比较不是目的，只是通过中西历史现象的共性与差异之比较，而揭示历史的发展规律，特别是突出历史事件的内在联系。

作者采取这种方法，便大幅度地扩大了其研究的时空范畴，使他视野开阔、游刃自得，从而凸显了这段历史的厚度及其整体性。

全书观点公允客观。

作者征引了大批中外文资料，取舍精细，不囿于一家之说。

公正客观，是任何一部史学著作得以立足书林的先决条件，丘进先生很好地把握了这条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