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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部分（第3页）

嘉靖十五年十二月，礼部尚书夏言成为大学士，严嵩同时被调到北京，出任礼部尚书。

到任一年多，严嵩就受到一次严峻考验———我们当记得那个“不忠不孝，勇于为恶”

的丰坊所发起的献皇帝“称宗”

的提案，此建议深获嘉靖之心，随即交付礼部集议。

其实嘉靖主意已定，让礼部讨论、拿出意见，不过摆摆样子、走走过场，如果严嵩知趣，他只应该有一种意见：坚决拥护。

可是，此时的严嵩，显然不曾修炼到家，思想改造尚未完成，书呆子脾性没有尽去。

他在礼部主持讨论后，这样向嘉靖汇报：

臣等仰恩圣训，远揆【审度】旧章，称宗说不敢妄议。

｛79｝

这句话的口气很清楚，严嵩知道嘉靖想要的结果是什么，他用回避明确表示反对，而颇费苦心地以“不敢妄议”

婉转加以搪塞，但意思还是不赞同，理由是：在历史和经典上找不到依据。

当严嵩说出这番话时，他跟当初“大礼议”

中的反对派，没什么两样，脑子里面想到的，也是典章制度———可以看出，这时他骨子里仍旧是一个不开窍的、讲原则的正统士大夫。

这真让嘉靖气不打一出来。

什么“旧章”

不“旧章”

，还有人跟我讲这个？这姓严的老东西该不会猪油蒙心了吧？他很生气地把严嵩的疏文发回，命“再会议以闻”

。

这时，幸亏户部左侍郎唐胄跳出来，救了严嵩一命———此人很不识相地上奏，力主不可称宗。

嘉靖正愁无人开刀，却有送上门的，着即派锦衣卫把唐胄逮起来，削职为民。

与此同时，嘉靖亲撰《明堂或问》一文，论证献皇帝可以称宗的道理。

至此，严嵩不由得冷汗涔涔，悟出自己险些酿成大祸。

他迅速改变主张，拿出了让嘉靖满意的答卷。

事情发生在嘉靖十七年，距严嵩就任礼部尚书十八个月。

换言之，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严嵩作为正统士大夫的“思想残余”

，还未清除干净，大大辜负了嘉靖的信任。

不过，这似乎是严嵩平生最后一次“冒傻气”

，从此他不敢造次，一切以悉心揣摩圣上心意为能事。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奇迹般地与嘉靖和平共处十几年，虽然末了仍不免被嘉靖亲手搞掉，但独占首辅之位如此之久，在嘉靖年间已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当然，付出的代价是成为“大奸臣”

———这也许是必然的，否则试问：正人君子能与嘉靖和平共处这么久吗？

当沈炼、杨继盛们畅快地抨击严嵩是奸臣，当后人更以置身事外的轻松姿态也用奸臣字眼对他骂来呵去的时候，没有人去探问严嵩的内心世界。

一个曾经淡然处世、肯闭门读书十年的人，一个在乡间、在日常生活中颇为在意自己的品行形象、“为德甚厚”

的人，一个受到皇帝赏识和提拔、已在礼部尚书位子上坐了将近两年却仍然压抑不住地冒着士大夫傻气的人，请问这样一个人，他的内心世界原本怎样？能是一个“奸臣”

的内心世界吗？

有的时候，小说（或别的艺术）比历史更真实，原因就在于，历史学家的目光只及于外部行为所构成的外部事件，而失诸对人的心路历程的探究；相反，艺术家却不肯只看见和注意结果，他们还忍不住去挖掘背后的隐秘的内心原因、内心逻辑。

人是复杂的、能动的个体生命，跟内心丰富性相比，人的行为是过于简单的一个层面。

做什么，是一瞬间的事；但在做之前，却可能辗转反侧，不知度过多少不眠之夜。

历史只盯住了那一瞬间，将此前远为漫长的内心斗争置之不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