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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部分（第4页）

刘健等反复敦请于他的，无非就是像一个合乎制度的皇帝那样行事，但他感到最不可能也最不愿意做到的，恰恰即此。

做皇帝，实非他自己选择的结果，而是生下来就命中注定的；他高兴也罢，不高兴也罢，满朝官员、还有天下黎民不由分说就拿皇帝应该承担的一大堆责任、义务硬往他身上套，对他提出这样那样的希望、要求和限制。

对此，他简直烦透了。

他想要怎样呢？他想要的是，自由自在、随心所欲、由着自个儿的性子去生活，爱好什么就干什么，想吃就吃，想睡就睡，想上哪儿就上哪儿，想搞什么女人就搞什么女人……从种种迹象来看，此人若生于寻常人家，不妨说倒是一位性情中人。

可是，偏偏一不留神，他却做了皇帝。

皇帝这角色，讲起来顶天立地，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大家只须看看正德的老祖宗朱元璋的一生，就知道要把这角色对付得略像点样子，真的大不易。

说白了，朱厚照全非做皇帝的料。

虽然在皇帝位子上混事的，历来不少，不过到封建主义晚期，皇帝却是越来越不好混了，因为这种制度愈来愈严密，也愈来愈刻板。

比照秦汉至明清中国历代君主的处境，我们明显看见帝权在走向高度集中的同时，所受到的掣肘也更为深刻，表面上看帝权益发伟岸，实则做皇帝者的个人空间反倒愈见局促———事情就是这么奇妙。

明代皇帝，除去太祖、成祖、仁宗、宣宗这四位，其余没有不受“欺侮”

的———要么深受重臣抑沮，要么为宦官近幸所挟持。

再来看代明掌国的清代，都道有史以来清朝皇帝最累，有的握发吐哺、宵衣旰食，有的忍辱负重、终生气郁难舒……撇开外因不谈，儒家伦理（理学）对君主的道义压力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大，乃不争的事实。

总之，在明清两代，留给像先前的汉成帝、汉元帝、隋炀帝这类艳世风流皇帝，或像唐明皇、南唐后主李煜、宋徽宗这类风花雪月皇帝的空间，是大为萎缩了。

皇帝与其自身体制之间的矛盾，反而加强和扩大。

隋炀帝或宋徽宗尽可以在皇帝位子上鬼混，不必考虑搬出宫去以换取“自由”

，但朱厚照则不行；祖制、祖训和家法这些无形大棒，暗中高悬在乾清宫宝座上方，随时会被辅臣、言官、太后或别的什么人祭出，加以利用———就算别人不抡，自己想想亦有心理障碍。

朱厚照：一不留神当了皇帝（26）

从公然弃乾清宫出走，并至死也不肯回来这一率性行为论，朱厚照的表现颇像“性情中人”

，跟终于在大观园呆不下去而出走的贾宝玉，有相似之处。

但我们应该不加耽搁地立即指出，朱厚照所拒绝或急欲摆脱的，乃是做皇帝的义务、责任和规约，绝不是皇帝的地位、权力和享受。

他建造豹房，并以此将紫禁城取而代之，归根结底就出于一个目的：挣脱来自体制的对一个皇帝的种种束缚，然后彻底地丝毫不受约束地享受皇帝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力。

他竟能想出这样的点子，足见其禀性顽劣自古无匹。

实际上，他是用一定程度上的自贬自贱来实现其恣意享乐的目的，用名誉和尊严上的一定牺牲来换取在污泥浊水中撒欢打滚的快乐。

这就让人不得不想到他祖上的叫花子出身，并怀疑这种遗传和血液质地在起作用。

儒教中国极讲究“正名”

，“名不正则言不顺”

；每个人都各有其名分，失去名分或使名分淆乱，都将自取其辱、自败其身。

朱厚照对此则根本不在乎，认为狗屁不如。

呆在乾清宫（也只有呆在乾清宫），他是皇帝名分，可他却宁可带着他那群下流坯，搬到“豹房公廨”

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地方住下。

按理，“公廨”

本是皇帝臣属的官署，身为帝王放着皇宫不住，却呆在一个“公廨”

里，这算哪门子事呢？朱厚照可不管这个，后来，他为了更进一步胡来，又运用同样思路把自己降格为“公爵”

、“大将军”

，上演了一幕又一幕荒唐闹剧。

他不待别人轻视他，自己先作践自己。

你士大夫不是老跟我提什么祖训、什么“君君臣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