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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4页）

王恂不仅向真金灌输儒家传统经书，也向他宣讲“善恶得失”

和亡辽亡金的历史教训等“深切世用”

的“案例”

。

少年时代所受的教育，是人生最重要的教育，这养成了日后皇太子真金纯粹的儒家理念，使他成为大元朝廷“儒臣”

派的当然代表。

忽必烈出于切实考虑，对于蒙古贵族后裔的儒家教育也狠抓不放松。

1265年，蒙古贵族安童（木华黎四世孙）得任中书右丞相，忽必烈便派大儒许衡为安童之师，由此，安童日后也成为“儒臣”

派的中坚分子。

所以说，大元朝廷中的儒臣派，不仅仅是亡辽亡金亡宋的汉族知识分子，还包括真金这样的“储君”

以及安童等蒙古勋贵。

忽必烈对儒臣特别是汉人臣士的信任危机，随着1262年山东李璮之乱的爆发而点燃。

与李璮有姻亲关系的王文统被杀后，不少儒臣也受到牵连。

惊惶之下，汉人将领史天泽也被迫交出兵权。

由此，忽必烈心中对汉人、儒士的不信任感日益加剧。

同时，由于灭宋战争以及对付西北蒙古宗室王爷的挑衅，忽必烈的银库日益枯竭。

打仗要花钱，平乱要花钱，拉拢蒙古贵族血亲所支出的大笔赏赐也要花钱，因此，“财臣”

日渐任用，阿合马等色目人因能够为忽必烈敛财，日渐得到宠遇，这些人也成为忽必烈平衡朝臣活动权力的有力砝码。

特别是随着南宋的灭亡，大元已无任何真正有力的敌对势力，儒士不再具有昔日的重要性，黄金白银，成为忽必烈最大的心头渴恋。

所以，阿合马、卢世荣、桑哥三个敛财高手，陆续成为忽必烈的宠臣，为害二十余年，搜刮财赋，横征暴敛，搞得天下骚然。

经济危机下的煌煌帝国（2）

其实，忽必烈本人，早期十分憎恶贪焚暴敛之徒，并因反对其兄皇“宪宗”

蒙哥汗手下左丞相阿兰答儿的“钩考钱谷”

而引祸上身。

自成吉思汗起，蒙古王公对中原汉地没有什么远大的政治远见，只知抢掠烧杀。

窝阔台汗上台后，幸亏有耶律楚材上谏以收取赋税方法代替杀掠和抢夺，中原汉地人民才有幸稍得休息。

1239年开始，回回巨商奥都拉合蛮买断了中原汉地的课税权，实际上破坏了耶律楚材那种较为温和的搜刮方式。

而后，花剌子模大商人牙剌瓦赤和奥都拉合蛮轮流上场，主管中原财赋及庶务，对当地人民进行敲骨吸髓式的剥削。

贵由汗死后，蒙古内部乱成一团，贵族阶层更是混水摸鱼，你捞一笔我抢一笔，对中原汉地征求财货不绝。

蒙古王公对汉族士大夫不信任也不熟悉，他们只喜欢大笔大笔奉上珍稀宝物的色目商人们，依靠他们充当“经纪人”

，任凭这些人到中原搜刮，只要商人能向他们交上“份儿钱”

，别的一概不管。

蒙哥汗继位后，在中原汉地大肆推行“包银”

制度，向中原汉人按户收取“人头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