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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3页）

经济危机下的煌煌帝国（1）

——敛财三贼臣：阿合马、卢世荣、桑哥

泰极否来。

南宋政权终得消灭，但支撑大元帝国骇人军事行动的财源日渐枯竭。

在年近古稀的肥胖帝王忽必烈眼中，谁能为帝国搜刮更多的金钱，谁就是真正的“忠臣”

。

1279年，元朝大军把南宋送进坟墓的同时，它自身千疮百孔的财政问题，也更显突出。

忽必烈像忽必烈当王子时代及治国早期，对儒生比较亲近。

1242年，汉族和尚海云禅师携弟子刘秉忠至漠北。

忽必烈召见二人，问：“佛法中，有安天下之法否？”

海云禅师回答：“宜于天下大贤硕儒中，求问古今治乱兴亡之事。”

忽必烈很高兴，遂留刘秉忠于身边为参谋。

刘秉忠虽释门中人，却通《易经》、儒术、天文，至于地理、律历等等，无一不精。

这样的人才，深为忽必烈所喜。

同年，汉族儒士赵璧、王鹗等纷纷加入忽必烈幕府，为他宣讲《孝经》、《书经》等经书。

特别是王鹗，乃被蒙古所灭金朝的末代状元，饱学硕儒，道德文章，皆有所观。

青壮年时代的忽必烈很用功，常听王鹗授业至夜深，感慨说：“我虽未能即行汝言，安知异日不能行之耶！”

可见，拳拳向儒之心，是忽必烈当时真实状态。

1252年，从前仕金的汉族士大夫张德辉、元好问二人觐进忽必烈，奉请他为“儒教大宗师”

，作为“黄金家族”

的重要成员，忽必烈“悦而受之”

。

这一举动有两种意义：其一，蒙古贵族首次显现出对儒家思想的真诚向往；其二，儒士文人渴求蒙古贵族的政治保护。

而后，姚枢、窦默、许衡等汉人儒士也入忽必烈藩邸，成为这位蒙古王爷手下得力的参谋顾问班子。

1260年，忽必烈称帝于开平，汉族谋士，特别是刘秉忠，出力尤多。

无论是典章、制度、开国国号、都城兴建、官制章服、朝仪礼制，均肇自这位亦儒亦释亦道的汉族文士。

当然，开国之时在“庶务”

方面出力最多的，还有日后因亲家李璮造反被处死的汉人儒士王文统，“凡民间差发、宣课盐铁等事，一委（王）文统裁处。”

可见，无论是“上层建筑”

还是“经济基础”

，大元朝廷的儒家印记相当明显。

为了使得以儒治国的政治方针得到贯彻和延续，忽必烈在培养接班人方面也下了很大功夫。

七八岁开始，忽必烈的独生子真金即接受儒学教育。

十岁时，汉族大儒王恂又被忽必烈派去教授真金的学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