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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部分（第2页）

陈怀琪其人的背景来历，官方讳莫如深，仅日本《读卖新闻》的记者若莱正义，略知一二：

“陈怀琪一切讲话，完全依照写好的稿子照念。

不敢多讲一字，由于要控告《自由中国》半月刊，故暂迁来台北居住（福州街的陆军服务社）。

‘这次广告费一定花了不少钱？’若莱问。

‘为自已名誉计而不得不如此，且系借贷而来。

’”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日，雷震接获台北地方法院检察官的传票，规定于次日下午一时应讯。

庭讯经过，有雷的自述，可供参考：

“三月三日下午一时二十五分，我到台北地方法院检察庭应讯，殊不料有一百多位学生已在法院检察庭门口等候。

因为检察庭不能旁听，他们等我出来后始散去。

还有一位青年人，一定要送我一百元台币，帮助讼费，青年人之有正义感，由此可见一斑。

此外除《自由中国》社职员外，还有《自立晚报》社长李玉阶和青年党领袖夏涛声、诗人周弃子诸先生。

李、夏二人还携带机关图章来，必要时给我作保之用，但检察庭未要交保。

检察官为谢俊峰，广东人，习法律。

另有一位书记官，文笔则不通。

我进入检察庭后，检察官对我说：‘雷先生，我对你很敬仰。

’又搬张椅子给我坐。

检察官告诉我说：陈怀琪控告你三个罪：‘伪造文书’、‘诽谤名誉’和‘触犯惩治叛乱条例第七条：有利于叛徒之宣传’。

旋由检察官开始问话，我除口头答复外，并将陈怀琪投书贴在一个本子上送交检察官。

最后检察官嘱我补个书状。

我于四时二十分退出。

在庭外等候的学生和新闻记者围拢来问我许多话，我说：‘现已进入司法程序，不愿作进一步的说明，’谢谢各位关心！

’

胡适先生很焦急，曾打几个电话来。

是日下午六时模样，我去南港中央研究院。

胡适倒杯酒给我喝，说给我压惊。

他盛称我之出席法庭受讯，是最文明的。”

＇14＇二十天后，雷再度应讯，雷说：

“三月二十三日，地方法院检察处又送来一张传票，嘱我于三月二十五日出庭应讯。

我届时出庭，又看到陈怀琪和他的训育主任陆伯琨。

陆告我‘伪造文书’来诽谤他。

检察官问我何以要登出这件投书？我答复说：‘我反对国民党在所有军队中，包括宪兵警察等持有武力的机关里设立国民党党部，那是违反现行宪法第一百三十八条和第一百三十九条的基本国策的。

’检察官又问我对军中政治教育意见如何？我说：‘在军队中宣传宪法，我是赞成的，而宣传任何党派的党义我是反对的。

’检察官又问我参加过党派没有？我答说：‘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五月七日国耻纪念日在东京加入国民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