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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第1页）

前不久，我写了关于德国和奥地利犹太青年的一本书，那次是出于一种强烈的个人兴趣。

而这次，动机已有所不同。

这本书讲的是“他人”

的事情。

所谓“他人”

，却也并不陌生。

我是在他们中间，在纳粹子女中间长大的。

我同男孩玩耍，找女孩约会。

我们进入同一所学校，很可能就坐邻桌。

我于1947年出生在一个已返回维也纳的犹太移民家庭，周围孩子的父母亲，就在昨天，还在盘算怎样杀掉我的父母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生活在维也纳的犹太人寥寥无几，而无论战前战后，这里的纳粹分子都数不胜数。

简单推算一下，我完全有可能是在狂热的纳粹信徒的子女包围中，度过了我的青少年时代。

然而，回想起来，我们之间从没有触及过这一话题。

那些孩子，闭口不谈他们父母的过去，倒不一定是有意回避。

显然，从未有人向他们讲过这类事情，他们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这些“他人”

虽不陌生，于我却是外人。

我在采访过程中发现，我和他们，一向都貌合神离。

我那些犹太朋友的父母，我熟悉他们的过去：我知道他们曾在哪里以及如何生存下来。

但这些“他人”

的父母的历史，却是一个谜。

我不记得，哪怕有过一次，我和哪位同学谈到过他的父母在纳粹时代的情况。

对这种记忆空白，我的反应是向他们讲述我父辈的命运和祖辈的遭际，仿佛是想尽量证明，我的故事与生活在这里的大多数人的故事，其实并不一样。

只有一次，我同在伦敦邂逅的一位德国学生引发了这一话题。

我们碰巧住在同一个旅馆，双双堕入情网。

一天晚上，我们随着甲壳虫乐队震耳欲聋的音乐声跳舞，我忽然凑在她的耳边高声说道，我们在这里结对起舞，而我们的父亲可能曾经恨不得拼个你死我活。

她不明白在我说些什么。

我解释说，我父亲1938年从维也纳逃往伦敦，还曾在英国军队中服役。

欢乐到此为止，我那一晚的种种打算也化为泡影。

这位叫埃达的姑娘坐回桌旁，告诉我她的父亲曾经加入党卫队。

她一遍又一遍问起我父母的情况，他们移居后的生活，但她无法告诉我她父亲在那个年代的一点事情。

她只知道她父亲曾经是党卫队员，既不知道他的军阶，也不知道他的职务。

因此，我开始关注积极参与第三帝国活动的那些人的子女，这就像是对自己所熟悉的领土的一次探险。

我逐渐得知，这里生活着一些陌生男女。

我不了解他们的种种烦恼和问题，父辈的过去给他们留下了至今无法摆脱的重负。

开始写这本书时，我想到两种接触纳粹子女的方法，又不知哪种更为可行。

我是应当与那些尽人皆知的纳粹分子的后人交往，还是应当四处打探纳粹家庭子女的姓名？第一种方法似乎更直接些。

一条线索引发另一条线索，时隔不久，我已当面或通过电话同二十五名男女进行了接触，他们的父亲都可谓是纳粹时期的头面人物。

许多人拒绝接受采访，一些人是因为他们已经开始了新生活，只想忘掉过去，另一些人担心有人会要他们批判父辈，还有一些人是因为根本不愿受到打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