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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和尚的出现2（第2页）

而在东晋隆安三年（公元399年），法显和尚更西行取经。

他从长安启程，经西域诸国，来到印度、斯里兰卡（当时称狮子国）求学。

公元412年乘船回国，前后共13年多。

回国后，他来到建康，与其他名僧合作译出取回的佛经，又写成了《佛国记》。

佛经的翻译，其实就是对佛教思想的理解、介绍与阐发。

不少僧人通过玄学清谈和世家大族来传播佛教。

在援引中国的传统概念来翻译、解释外来的佛教概念的同时，中国僧人也对佛学进行阐释，对教义进行改造，这其实是佛学中国化的开始。

一些高僧如支遁、于法开等不仅精通梵文，也精通义理。

僧肇、慧远、竺道生等更是提出了各自的佛学思想。

他们的努力，为隋唐时代中国佛教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打下了基础。

由于佛经的大量翻译和佛教教义的深入人心，佛教在中国大地迅速传播，佛教信仰在民间广泛流传。

前生今生、生死轮回、投胎转世、天堂地狱、因果报应的观念，观音菩萨、如来佛、弥勒佛、阿弥陀佛的信仰，此时广为流传。

一个中国化的教派——净土宗正在孕育。

建寺立塔、开窟造像，这些求福积德的宗教实践，风行于五六世纪的中国。

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民间社会是佛教的天下。

封建帝王的支持和扶植是佛教大发展最直接和最重要的原因。

如北魏一朝13代帝王，几乎人人大力扶植佛教。

北魏初年，天下寺院有6000多座，僧尼7万余人，而到了北魏末年，其僧人人数猛增至“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

。

在东晋南朝，如同北方一样，

佛教在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下，也呈现迅速发展的趋势。

东晋时代，首都建康的道场寺和庐山的东林寺成为佛教的两大中心；皇室及名门士族与僧人的广泛交往成为一时的风尚；名僧辈出，佛教义学盛极一时；皇帝亲自颁旨造寺度僧，这些都推动了僧人人数的进一步扩大。

南朝梁武帝对佛教的崇信达到了极致。

在梁朝建立3年后，梁武帝下诏宣布自己事佛，并从此遵照在家佛教信徒的戒律修行：礼佛诵经、吃素断酒肉，并运用皇权优待僧人、广建佛寺。

在他的大力倡导下，南朝佛教很快达到极盛。

仅京城建康一处，就有寺院500余所，僧众10万余人。

这些寺院僧人拥有丰厚的资产和大批奴婢，俨然成为一批僧倡贵族。

据史书记载，当时的一些僧人直接受到皇室雇用，权势很大。

他们有的出入宫廷，有的代表皇帝出家，或者被皇室请为“家僧”

。

他们的衣食住行都由皇家供给，而皇室给他们的金银财物、车马随从等赏赐更是惊人。

唐代诗人杜牧的七绝《江南春》这样描述南朝寺院的繁盛：“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梁武帝融合儒佛道三教，着重宣扬佛教的神不灭论和因果报应思想。

他著有许多佛经注疏和佛学论文。

梁武帝还创办了水陆大斋、无遮大会等法会，亲自讲经说法，并制定了《涅粜忏》《大般若忏》等。

为了表示对佛教戒律的重视，他明令禁吃肉食，著文反复阐明禁吃肉食的重要性。

由于他的倡导，汉地佛僧改变了原来吃三净肉的习俗。

素食习惯成为汉地佛教的一大特色。

到了隋唐时代，佛教的发展已达到极盛。

佛教思想空前活跃，产生了众多的佛教宗派，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佛教思想家；日本、高丽等国派遣僧人来中国求法，使中国成为真正的北传佛教中心；佛教寺院的建筑、佛教石窟的开凿、佛像的塑造、佛教典籍的翻译和著述，以及佛教对世俗文化的影响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