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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译文应该和原作打成平局（第1页）

两个世纪前，歌德读到了波斯诗人哈菲兹（一三二〇—一三八九）译成德文的诗作之后，开始了他文学阅读的东方之旅。

他兴趣十足地阅读和研究了其他波斯和阿拉伯文学的译本，又读了马可·波罗的亚洲游记。

他的阅读没有停下来，一路东行来到了中国。

一七九六年，他读了《好逑传》，这是他读到的第一本中国小说；一八二七年，他读了英译本小说《花笺记》；还读了译成法文的中国故事选集和另一本小说《玉娇梨》。

这样的阅读让歌德走出了欧洲，置身到了遥远的东方，然后他发出了那个著名的宣言：民族文学的时代过时了，世界文学的时代来临了。

我们再来看看文学翻译另一个方向的往事，也就是由东向西的往事。

我们应该谦虚地承认，中国迈向欧洲的步伐稍逊一筹。

根据学者考证，最早在中国发表的欧洲翻译小说应该是一八七二年四月十五日至十八日之间，在《申报》上刊载了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的第一部分译文。

而作为完整的长篇翻译小说正式出版的是《昕夕闲谈》，一八七五年申报馆的铅印单行本，编入“申报馆丛书”

第七十三种。

作者署名是：西国名士撰成。

可是在中国，人们普遍以为第一部来自欧洲的翻译小说是法国小仲马的《茶花女》，由林纾翻译，书名为《巴黎茶花女遗事》，发表于一八九七年——比申报馆出版的《昕夕闲谈》晚了二十二年。

可能是巴黎茶花女的遗事比《昕夕闲谈》更受读者青睐，所以《昕夕闲谈》失去了老大的位置。

有意思的是，被称为中国第一位翻译家的林纾，根本不懂外文。

林纾是依靠留法归来的王寿昌的讲述，可以说是翻译了，也可以说是创作了《茶花女》。

虽然比起欧洲的文学翻译，中国的起步稍逊一筹。

但是中国后来居上，尤其是“文革”

结束以后，欧洲国家的文学可以说是浪涛似的涌进中国，十九世纪的欧洲文学和更早的歌德、莎士比亚、蒙田等人的著作刚刚在中国的书店里大规模出现，二十世纪的欧洲现代主义文学已经席卷而来。

今天，与我同龄的欧洲作家的著作在中国也是琳琅满目。

然后，有关文学翻译是否能够准确传达原著精神的讨论也在中国展开。

三十年来，我经常听到类似的议论。

事实上，不懂法语的林纾和精通法语的王寿昌之间的合作，早在十九世纪末，就已经向中国的读者挑明了文学翻译中的一个事实：翻译就是两种或者两种以上语言的合作。

这意味着文学的翻译，就是不同时代的合作，不同文化的合作，还有不同人生经历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