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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5页）

但光靠官办也办不成，因为官场有太多的累赘。

他指出：“中国官商久不联络，在官莫顾商情，在商莫筹国计。

夫筹国计必先顾商情。

倘不能自立，一蹶不可复振。

试办之初，必先为商人设身处地，知其实有把握，不致废弛半途，办通之后，则兵艘商船并造，采商之租，偿兵之费，息息相通，生生不已。

务使利不外散，兵可自强。”

这段精彩的理论，可算是把中国现实中官与商的相互关系说透了，尤其是他那“顾商情”

的观点，实际上是主张在“官”

的领导下，官方也入股，加以监督，以“商”

为主体去具体操办。

然而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官督商办企业乃近代新生事物，官方许多大员均持怀疑态度，连李鸿章左右的亲信如天津海关道陈钦、天津河间兵备道丁寿昌，均主张采用朱其昂的纯官办的办法，以求稳妥。

李鸿章在事无七成把握的时候，就来个少数服从多数，采纳了朱其昂的意见，并且委任朱其昂、朱其诏兄弟，负责筹建，因为朱家兄弟是上海宝山的沙船世家，与洋行里的买办关系较熟，或可便于参照洋人的办法，办中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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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洋务巨擘（2）

结果不出盛宣怀所料，这种纯官府官办的企业，要想争取商人的投资是不容易的。

商人为何要为你官办企业投资呢？商人还怕你官方依仗权势欺压商人呢！

而且朱其昂兄弟的具体做法也有点保守，仅仅运输漕粮，而不揽载客货，自是起不到与洋商争利的作用。

事实上，各地漕运司已有不少与洋商挂钩了，你现在要把生意再拉过去，你给漕司什么好处呢？你的运费能比洋船便宜吗？吸收不到商股，底盘有限，事业就难以发展。

果然，这个轮船局1873年1月开办，不到半年时间就困难重重，陷入停顿，只好另想办法。

于是李鸿章回过头来再找盛宣怀，盛宣怀也不搭架子，再次细细谋划，提出了“委任宜专”

、“商本宜充”

、“公司宜立”

、“轮船宜先后分领”

、“租价宜酬足”

、“海运宜分与装运”

等六款，并提出应仿照外国洋商的样子，招集商股五十万两，一百两为一股，认票不认人，“以收银日为始，按年一分支息，一年一小结，总账公阅，三年一大结，盈余公派”

。

对于来自官场上的骚扰，他也早有预见：“官场来往搭货搭客，亦照例收取水脚”

，以使投资者安心勿虑。

为使新生的招商局站稳脚跟，不致于一出台就被挤垮，他在这个章程里明文写上，要官方保证每年有四十万担的漕粮交轮船局装运，以“稍藉补苴”

……可以看出，他已把这个活计的来龙去脉、营运门槛、关键部门，都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了，说出来的都是行话。

这六条纲领，是轮船招商局章程最早的雏形。

然而这一回，李鸿章还是没让他担任领衔主管，而是把上海怡和洋行的买办唐廷枢给挖了过来，要其为国家办事。

1873年6月，李鸿章任命唐廷枢为招商局总办，又任命宝顺洋行的买办徐润担任会办，指望他们利用他们在商界的影响，招募商股。

朱其昂、朱其诏兄弟也是会办。

至于盛宣怀，也是个会办，与徐润他们平起平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