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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2页）

次年春天，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我问罗伯特·汤普森爵士，在削减顾问的人数上，他有什么样的想法。

他回答说，如果继续取得进展，到夏天时，越共能够被从某些特殊地区清除干净的话，那么，削减一千人就是完全可能的。

一九六三年五月六日，在火奴鲁鲁再次见到保罗·D·哈金斯上将时，他对我说，我们在战争中仍然取得了进展。

因此，我要求军队做出一个分期撤离美国军事人员的计划，在年底时，开始撤离一千名顾问人员。

大约与此同时，一场宗教与政治危机席卷了南越。

佛教僧侣对吴庭艳政权控制宗教自由产生了极大的反感，并发起了一场抗议运动，而吴庭艳的保安部队对此进行了严厉的镇压。

这一野蛮的举动招致了更为广泛的抗议活动，一些佛教的忠实信徒们甚至不惜自戕生命，采用了极其恐怖的抗议手段。

我和华盛顿的其他人士均对此深感震惊，吴庭艳的统治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八月底，形势仍然处于动荡之中，这时参谋长联席会议按我的要求交上了撤离人员的计划。

他们说明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在危机尚未平息之前，美国的军事人员是不应该撤离的。

他们建议，在十月底之前，不应就撤离计划的实施做出决定。

推迟实施该项计划的希望，反映了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们的重大分歧，他们就这一问题的看法分成了两派。

在我们的使命上，双方并无分歧，均认为是，训练南越人以使其能保卫自己。

但是，其中的一方认为，我们应该一直呆在南越，直到他们确实具备了这一能力，而不管这需要花费多少时间。

另一方则认为，我们的训练应有一个既定的期限，期限到达后，即应撤离。

倘若直到那时，南越人尚不懂得如何保卫他们自己，那么，将意味着他们是无法被训练的。

这些分歧尚未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一直潜在地存在着，也从未被充分地讨论或解决。

对于一九六三年十月二日总统做出的一项重大决定来说，这些分歧将产生至关重大的影响作用。

第三章　一九六三年的寒秋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四日至十一月二十二日）

整个夏天，佛教僧侣与南越政府之间的对抗一直处于暗中积蓄的状态中，八月二十一日，政府突然采取镇压行动。

在吴庭艳的批准之下，吴庭儒命令一支精锐的部队于凌晨时分袭击了佛教的寺院。

他们击碎了阻挡他们前进的大门，殴打那些企图抵抗的和尚们，并将数百人关进了监牢。

吴庭艳曾亲口向即将离任的美国大使小弗雷德里克·E·诺尔廷信誓旦旦地保证，绝不会再对佛教人士采取新的镇压行动了，然而，他却并没有信守诺言。

与这种背信弃义行径出现的同时，另一方面的事情也正发生着微妙的变化，这与巴黎的戴高乐总统有关。

在初夏之时，我们就得到消息说，吴庭艳通过其兄弟吴庭儒已与河内进行了秘密的接触。

戴高乐也从他在北越和南越的情报人员那里获悉了同一消息，他热衷于法国对印度支那地区再度发生影响，并认为，此时正是一个绝妙的良机。

他迅速发出了呼吁，希望越南再度统一和实现中立。

我们还无法证实这些谣传的真实性，但很想搞清楚，吴庭艳是否想利用此点来要挟美国，以减轻因为对不同政见者的镇压，我们对他所施加的压力。

吴庭艳已不会再有机会上演袭击寺院之类的惨剧了。

正是在这一周，我们对于越南问题上的所有决策者——约翰·F·肯尼迪总统、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约翰·A·麦科恩和我——统统同时离开了华盛顿，在我的记忆中，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总统正在海恩尼斯港口，而我和玛格丽特也在怀俄明州的特顿地区，进行一次短暂但又必不可少的度假。

尽管，我们的住地是有电话的，但是，由于离开的时间较长，就像我平日离开华盛顿时那样，我授权我的副部长来处理一切事务。

八月二十四日，有关暴力行为的情报潮水般地向华盛顿涌来，几位留守在华盛顿的军官认为，这正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利用它来打击吴庭艳的统治。

当天，美国已开始部署一次军事政变，我认为，在约翰·F·肯尼迪和林登·B·约翰逊执政期间，这是关于越南问题的重大决定之一。

小罗杰·希尔斯曼是这次行动的发起者，他接替了W·埃夫里尔·哈里曼负责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的职务。

小罗杰·希尔斯曼精明能干、勤于钻研、颇为健谈，是一位西点军校的毕业生。

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曾参加了游击战争，并在后来对此做了大量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