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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然而，在关于美国军事行动方面，我报告中的典型说法则是这样的：一九六二年二月五日：在反对国家被颠覆、入侵、暗中破坏等致命威胁上，南越人所采取的行动已开始起到作用了……结合他们自己所采取的行动，以及他们要求我们所采取的行动来看，我认为，这将会改善当前的形势。

但是，要预测最终的结局，目前还为时过早。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我们对越南的军事援助正在开始起到作用。

在那些受伤最严重的地区——在人民中建立了政府，南越人已开始向越共发动了攻势，镇压那里的叛乱……南越的军事部队正以更大的规模，更为频繁地向越共发动攻击……现有的迹象令人鼓舞，我们目前期望的是，继续维持这一事态的发展。

一九六二年十月九日：我认为，如果说时局已经扭转，或预言最终的结果，似乎仍然为时过早。

但是，这一年中，进展则是极为惊人的……我们收到许多关于进展的报告，这的确令人欣喜。

无论是按照南越部队与共产党入侵者伤亡人数的比例来看，或是根据其它的方法来衡量，进展都是极为明显的。

为什么对于南越政治形势的分析和评价上，我作出了恰如其分的结论，而通过反思却发现，那些关于军事进展的看法是过于乐观的呢？

我们的军事将领们在夏威夷和南越会议上的汇报，将构成那些军事报告的内容。

每次会议上，我都要会见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的保罗·D·哈金斯上将。

他身材高大，举止潇洒，能言善辩，无论其外貌还是其口才，都与将军的身份极为一致。

他是博学多才的马克斯威尔·泰勒的高足，尽管，他还不具有其导师的渊博学识，但却极为坦诚，具有极强的说服能力。

保罗·D·哈金斯上将和他的同伴们在报告中指出，南越的军队已经阻止了越共的进攻，并收复了农村的失地。

例如，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保罗·D·哈金斯在火奴鲁鲁告诉我，“毫无疑问，我们正处于赢家的一方，如果我们继续进行我们的计划，我们将会看到，越共的行动逐渐走向低落。”

无论那时还是现在，我都绝不会相信，他和其他军官会故意误导我的思路，这与他们的职业素养和传统是格格不入的。

况且，我还可从其它渠道获得信息，并可用来与军队将领的说法进行核实——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媒介机构，这里只列举三者。

导致他们过于乐观的原因来自于其它的方面。

现在真相已经大白，他们当时从南越人那里得到的情报是极不准确的。

南越人总是按照美国人希望听到的消息来进行汇报。

就像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A·麦科恩后来写道的那样：驻越军援司令部和大使馆向我们提供的情报涉及……其中越共在几个省的活动情孔，以及SVN（南越）政府和越共军力的对比情况，都严重失实。

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南越各省和地区一级的长官将严重失实的情报，提供给了那些下层的校级军官们……这些省和地区一级的长官们认为，他们有责任“制造数据”

，以满足中央政府的需要。

就某种程度而言，美国的司令官们也像许多人那样，喜欢沉溺于一厢情愿的思维之中。

而且，他们——就像我一样——对这场冲突的性质也缺乏真正的认识。

他们主要将其视为一场军事斗争，而事实上，这场冲突具有极为复杂的民族主义色彩，是一场自相残杀的斗争。

我总是急迫地要求我们的司令官们对进展——或无进展——做出估价。

监测进展——我仍然认为，这是实现最佳管理的基本原则——在越南则几乎完全失控了。

将军们和我对于这一失败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这场没有战线的战争中，对结果的评价方法也不好掌握。

军事人员们试图利用数量的方法来检测进展，诸如，敌军伤亡的人数（对尸体的清点，令人极为反感）、缴获武器的数量、俘虏的人数、飞机出动的架次等等。

后来，我察觉到，这些方法中有许多并不合适，正在导致重大的失误。

于是，在一些公开发表的评论中，对于军队中关于战局进展的乐观情绪，我有意识地泼了些凉水，然而，收效则是极为有限的。

到一九六二年中期时，肯尼迪政府对于越南问题的目标已十分明确，经常性的说法是：训练南越人来保卫他们自己。

对于我来说，这意味着，我们应该就美国训练援助的最后截止期限做出安排。

我是这样来考虑此问题的：训练将达到预期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撤离将得以进行——或者，训练未获得成功，这需花费一定的时间来验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撤离计划也将需要进行调整。

未雨绸缪，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在火奴鲁鲁我就问保罗·D·哈金斯上将，他认为彻底消灭越共的军事力量需要多长的时间。

他的估计大致是这样的：在南越的军事力量和保安部队能够被充分调动，并在各个地区开始向越共发动决定性的行动，这种局面出现后大致需要一年。

综合了许多人的估价之后，我做出了一个分期撤离美国顾问的长期计划，其根据是，假设制服越共将需要三年时间，而到那时，我们在南越的顾问人数将会达到近一万六千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