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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他正好回海南办手续，一听我们找他，二话没说，顶着光头就往北京跑。

后来我把他推荐给老牟。

有个情节特别有意思，我告诉老牟，功权非常能干，当过法人代表，老牟说那让他把有法人代表名字的工商执照拿来吧。

功权赶紧去找出来并复印了一份，老牟看了一眼，很快就重用他了。

重用的标志是挪位子：北京冬天很冷，办公室坐了五六个人，新来的坐在最外面一排，最冷；功权刚开始坐在最外面，重用之后就坐里面去了，就跟“号子”

里一样，挪了床铺。

这种做法大概跟老牟坐牢的经验有关。

安顿了一点儿之后，功权又开始找刘军。

刘军也是性情中人，虽然还不知道来了后能不能有活儿干，但也高兴地奔北京来了。

这样四个人都来到南德。

王启富是法律室的副主任，功权是天津投资公司副总经理兼东南办主任，我是总办公室主任兼西北办主任，刘军是西北办副主任。

我们的关系更加密切，经常在一起讨论今后的人生，在思想上已经形成了很成熟的合作基础。

在那个时候我们就讨论过自己创业，开始想办一个万通代理事务所。

名字是我起的，“代理事务”

有点像“三T”

公司，“万通”

就是路路通，能做的就是帮人办事，出书、写文章、开会，积累一点钱然后再谋发展。

虽然最终没做起来，但“万通”

这个名字留在了大家心里。

后来自己办公司时，一说用“万通”

做商号，谁也没异议，仿佛早就有这个公司了似的。

我从南德出走后，老牟很生气，想炒刘军，还没来得及炒呢，刘军便写了一首嘲讽老牟的诗，然后先把老牟炒了。

1991年回到海南，易小迪的印刷厂是我们的落脚点。

我们在准备创业期间，我和刘军跟功权谈，说必须由他当老总我们才做，因为只有他做过生意。

功权答应了。

有一天我和易小迪在电线杆子底下吃火锅，我们开始商量怎么筹钱，易小迪说他还能出多少钱，能有的都给。

现在回想起来，易小迪是不小器、很有大局观的人。

我们没有钱，每个人便根据各自的情况分别借了一些：功权向丈母娘借了一些，王启富跟家里借了一些，我向深圳一老板借了一些，刘军向朋友借了几千块，易小迪拿了印刷厂的8　000块，合起来三万多块钱。

这些钱大都用在注册公司等前期费用上了，当时也只能注册成类似皮包公司一样的公司，注册资金1　000万人民币，拿到执照的时候还剩几百块钱。

过了半年，易小迪把潘石屹找来了，做财务部经理，负责我们第一单房地产业务的销售，他的销售才能在那个时候就显现了。

常务董事会

没法说最初的钱哪个算股本，后来算股份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分清楚。

别说没法算，那时我们连懂都不懂，又没有《公司法》，大家说事连个依据都没有。

所以说，我们这些合伙人一开始合作的基础不是钱，而是大家共同的理想、信念和追求。

第一次界定合伙人利益关系的时候我们确定了一个原则，采用水泊梁山的模式—“座有序，利无别”

。

1993年初我们界定利益关系，之前合伙人关系是虚拟的，没有股权基础；挖到第一桶金后开始建立了财产基础上的合伙人关系，并于这时候把潘石屹吸收为合伙人。

此时我又提出一个观点：按照历史的过程来看，缺了谁都不行，每个人的作用都是百分之百—他在，就是百分之百；不在，就是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