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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4部分（第2页）

但为了拥有一个正常运行的社会，我们同样必须在同一个基本原理和原则上回答这些问题。

如果一个层面的问题的唯一解决手段与解决其他层面的问题的方法相冲突，那么社会生活将成为不可能的。

这样的社会将会四分五裂，既无法生存，也无法实现其基本理想。

因为没有一个社会能够放弃其核心机构的稳定，放弃其自身的稳定，或是放弃其自身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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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一国之内的资本主义（7）

由此，我们不能将一个成功的经济政策基于公司利益与社会利益是冲突的这样的假设——至少在一个以公司为代表性机构的社会里是这样。

如果说公司为了生存需要做出“让步”

或者产生“附加危害”

可以得到辩解的话，那就是真的放弃了对自由企业工业社会的主张。

如果说私有利润体系对公司维护生存和保持稳定是必要的，那么这就与自由企业体制的信徒为利润辩护发生矛盾。

要求工业经理人出于“社会良知”

而采取违背公司利益的政策——很多大型公司的辩护者正是这样要求的——无疑是荒唐的。

同时，无论是从社会运行还是道德的角度出发，我们都不可能把社会需要看成一种“让步”

或“附加危害”

——就像胡佛任期内为社会改革和政策所辩解的那样。

这并不表示公司不必履行社会义务，恰恰相反，公司必须按照使它在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能够自动履行社会义务的方式进行组织。

只有公司本身能够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社会目标的实现，而不是出于个别公司管理人员的社会良知和美好愿望，一个基于公司的工业社会才能运行。

在理想的社会里，即使是西蒙·勒格雷那样黑心肠的人也能够推动社会目标的实现，或是因为这是他的利益所在，或是因为他已经完全融入了社会，从而把社会利益作为行动的唯一准则。

与此同时，对和谐的要求并不意味着社会应该背离它的需要、它的目标和它限制公司经济行为的权力。

相反地，为机构和个人设置行为框架恰恰是统治者的一项重要职能。

社会必须按照这种方式来组织：不会借口社会稳定和社会信仰的名义采取危害其代表性机构生存和稳定的措施。

没有看到设置框架的必要任务——真正的监管，与滥用社会的运行需要——之间的区别，这导致了我们如今政治思考中的大多数困惑。

和谐是19世纪放任主义的伟大发现——确切说是再发现——使它克服了18世纪“纯原因”

政治理论和纯马基雅维里实践主义的贫乏，它使*的新信仰、新目标和市场体系的新机构得以在19世纪同时发展壮大。

但是放任主义一边宣称和谐是社会的基础，一边又犯下一个致命的错误，认为和谐是自发产生的，而不是政治家努力得来的最终成果。

强调和谐使放任主义赢得了活力和魅力，即使它的反对者也要以和谐为准则进行自我评价，而且至今保持对和谐的认同。

但是与此同时，在自然界而不是在组织社会寻找和谐的谬误导致了所有实践中政治和商业领导人拒绝采取自由放任主义。

当批评者从自然界和谐的缺失推断社会和谐不可能成为社会基础时，最重要的是这一谬误使自由放任主义者无以辩驳。

作为放任主义粗率的和谬误的自然主义观点的一个结果，过去75年和100年里的政治思考在很大程度上又一次丧失了对和谐的意义和必要性的基本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