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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4页）

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发现自己依然能理解那些艰涩的心理学名词。

比如说此刻映入脑海之中的“集体无意识”

这个词。

他忽然意识到，在之前读过的那些爱情故事中，结尾处之所以会出现那些让人不爽的转折，正是这个“集体无意识”

在起作用。

或许在红色旗袍杀人案背后，也有它的影子吧。

新中国成立之后许多年间，人们都不愿承认心理疾病的存在。

甚至有人认为，只要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就不会染上任何身心疾病。

如果有人承认得了心理疾病，就得在劳动中改造自己。

心理学在当时被称为伪科学。

在实践中也不存在心理分析，即便有心理医生，也没人会去看。

因为，自己口中的心理问题，在旁人看来就很可能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

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心理学才恢复了其作为一门科学的地位，得到重新发展。

不过多数人对于心理疾病之类的话题，还是唯恐避之不及。

即便在公安局里，大家也大都觉得心理分析什么的就是旁门左道，不堪大用。

于光明也是如此，他对心理学一向持保留意见。

在他看来，这些洋玩意儿最多也就在撰写结案卷宗的时候能起点作用，在破案过程中是用不上的。

陈超开始认真地阅读他送来的调查报告。

于光明和廖国昌之间的合作并不愉快。

除了两组人马素来不合之外，廖国昌对于光明专注于调查田陌的做法也并不赞同。

他觉得自己的刑侦队已经把这方面的东西查个底儿掉了。

在廖国昌看来，这凶手就是个疯子，随便选择袭击对象，如果纠结于为他的行为找出一个解释，那简直是在浪费时间。

但这就像是下围棋一般，经验老到的棋手会本能地抓住棋盘上的任何一个机会。

即便是边路上几枚看似毫无意义的闲子，也可能成为扭转全局胜败的决定性因素。

于警官是一位直觉敏锐的围棋手。

而这敏锐的直觉也总能让他在办案时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第一次在宾馆与翁先生交谈之后，于光明沿着这一方向继续着他的调查。

他查了翁先生可能去过的地方，包括机场。

出入境日期上没有任何问题，但他却在翁先生的海关出入境申请表中得到了一个意外收获——婚姻状况一栏上，明白地写着“已婚”

。

于是便有了他和翁先生的第二次谈话。

陈超把局里送来的磁带放进录音机，直接快进到文字记录中于光明问及翁先生与田陌关系的地方。

……

翁：我第一次与田陌认识的时候，还没离婚，不过已经跟我老婆分居了。

我当时等的就是一纸离婚判决书而已。

田陌后来也知道了这一点。

于：她发现这一点之后生气了吗？

翁：我估计她是生气了，不过她还是蛮大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