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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2页）

长期在中国流行的“唯成分论”

“血统论”

，把一个人的出身当作判断一个人的价值的主要标准，不知使多少中国人受到压抑，不知埋没了多少人才，造成了社会多大的不公正！

现在《报春花》冲击了多年统治着中国的这种旧观念，怎能不激起广大观众的欢呼呢！

记得老作家陈荒煤看完戏后，很激动地对我说：“这是一个关系到千千万万青年的命运的大问题啊，它是我们的戏剧创作中还从没有表现过的题材和主题。”

在我参与编辑的几十期《会刊》中，发表了各地来京参加演出的人员及时写的大量的戏剧评论。

它们评价了每一个参演的剧目。

像当时最受好评的现实题材的话剧《救救她》《权与法》《未来在召唤》《向前向前》《这里通向云端》《撩开你的面纱》《婚礼》《姑娘跟我走》等等，和这些现实性极强的戏剧作品同时出现的，是另一个创作潮流，一大批话剧作品塑造了老一代革命家的艺术形象，一幅幅中国革命的可歌可泣的历史图景生动地展现在观众面前。

这个潮流的出现，也是针对着“四人帮”

的，因为他们篡改历史，抹杀老一代革命家的历史功绩。

代表性剧作有：《曙光》（白桦作）、《陈毅出山》（丁一三作）、《报童》（邵冲飞等作）、《西安事变》（程士荣等作）、《彭大将军》（王德英等作）、《朱德将军》（车连滨等作）、《陈毅市长》（沙叶新作）、《东进！

东进！

》（所云平等作）等。

我记得老诗人艾青举起大拇指说：“戏剧创作了不起！”

我记得老作家丁玲对我说：“这两年戏剧创作走在了最前面。”

我记得文艺工作的老领导周扬在一个会议上说：“各种艺术形式中，戏剧，特别是话剧最活跃，而且最有成绩。

这不仅是‘四人帮’统治十年中不可能有的，也是十七年时期所没有的。

对这一点，要有充分的估计。”

1979年整整一年所展演的一百三十七台剧目，标志着戏剧创作的空前繁荣。

它不仅是一种文艺现象，更是一种历史现象，只可能出现在摧毁了“四人帮”

的文化专制，思想获得解放的这个社会转型的历史时刻。

中国的戏剧工作者在十年“文革”

中经受了太多的精神苦难，同时也在政治大封闭中经受了最严峻的磨炼。

他们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更紧密了，对人民的政治愿望和生活的艰辛也有了更深切的了解。

十年的社会大动乱，各种各样触目惊心的社会现象，不但使他们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并且促使他们对中国的现状和历史进行冷峻而深沉的思考。

他们的心中燃起了对新时代的热烈向往，产生了不可遏制的艺术创作的冲动。

因而话剧创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形成了新时期文艺创作的第一个高潮，这是文艺思想拨乱反正的必然结果。

1982年末，吴雪同志和我受聘联合主编《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戏剧集》，我们经过多次讨论，选辑了十四部话剧作品，八部戏曲作品，并且把我们对这一个时期戏剧创作的成就和特点的认识，以及它对中国戏剧发展的意义，都扼要地写进书前的那篇《导言》里了。

1979年10月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和邓小平同志在会上的祝辞，无疑是中国文艺迈进一个崭新时代的重要的历史性标志。

1980年2月，在胡耀邦同志的关怀下，又由中国剧协、中国作协、中国影协联合召开了“剧本创作座谈会”

，围绕着当时引起激烈争议的三个剧本：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又名《骗子》）、电影《在社会的档案里》和《女贼》，展开讨论。

我参加了这个座谈会，聆听了全部发言。

这几个作品都很尖锐地触及到了我们社会的弊端，《骗子》更揭露了干部的特权，因此许多人难以接受。

有的人批评这几个剧本的发言是很动感情的，言词也很激烈，的确反映了在那个特定的时期人们的某些真实情绪。

社会在转型，旧的秩序被破坏了，旧的观念被冲毁了，出现了许多人们还感到陌生的社会现象。

特别是像我这一代人，在长期的政治压力下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敏感，近似于一种条件反射，遇到一个新现象、一部新作品时，先要问：是姓“资”

还是姓“社”

？是“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