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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的礼物人类之死（第1页）

当一个作家死去时，她或他写过的作品也一并死去。

我第一次知道艾滋病是在《纽约时报》1981年7月3日的一篇文章上。

我将满十九岁，刚读完大学第一年。

那篇文章的标题是“41名同性恋患罕见癌症”

。

吓人。

但不是很吓人。

我是说，毕竟只有41个人。

所以当时的我并没有想太多。

下一年，我休学了一阵子。

在本应该是大三秋季学期时去洛杉矶（LosAngelas）电视业寻找名声和财富。

我做过临时秘书、英语代课老师和一部电视剧的制片助理，最后我找到一份为某导演当私人秘书的工作。

他需要一个可以打字和开车的人。

我开车的技术可一点都比不上打字。

事实上，是糟透了。

但他好像不在乎。

当时我二十岁，独自生活在洛杉矶，生活有些放纵。

我有一群热闹非凡的伙伴，我们夜夜在一个叫主脉的酒吧聚会，然后去一号工作室（他家的格言是“为了八十年代”

）跳舞。

在醉人的节拍下，通常放的是戴安娜·罗斯[1]（DianaRoss）的《肌肉》（Muscels），哈泽尔·迪恩[2]（HazellDean）的《寻找》（Searching），唐娜·莎曼[3]（DonnaSummer）的《独立国》（StateofIndependence），托妮·罗勒[4]（ToniBasil）的《米奇》（Mickey）和霍尔与奥兹[5]（Hall&Oates）的《食人者》（Maneater），我们聚在一起，跳舞聊天。

这是鱼龙混杂的一群人：一个有偷窃癖和一头及肩金发的男孩；一个我崇拜的帅气舞者（他仍然是我最喜欢的人之一），他的胸肌可以夹住一支铅笔；舞者情绪无常的室友，他有一种恶毒的幽默感——这只是我的一小部分伙伴。

我们有无穷无尽的时间厮混在一起，却好像从来不需要买酒客套：他们就这么出现了。

在我们的小团伙里有一个长相英俊、性格温和叫爱德华的家伙。

我和爱德华并没有特别喜欢彼此，但如果当灯亮起，周围又没有其他人时，我们也会一起回家。

或者至少当我们一起走回家五到六次之后，我们俩就基本上能想到的事都一起做过了。

接着爱德华突然每天晚上都不来主脉了，最后我给他打了个电话。

他病得很严重，他跟我说，但他不确定是什么病：他体重不断下降；他的腺体肿胀；他半夜惊醒，浸湿在汗里。

他有点害怕，主要是因为没人知道他的病是怎么回事。

我提议请他出去吃一顿饭，如果他愿意的话，最后我们去了IHOP，国际煎饼屋[6]（InternationalHouseofPancakes）。

我让他吃了他们家的巧克力薯条煎饼——让他长长肉，也因为它们太好吃了。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爱德华。

后来他搬回了夏威夷（Hawaii）。

在我们的IHOP聚餐期间和之后，我对爱德华的病都没有想太多。

他可能是得了流感，或是胃出了点毛病，或是任何成千上万种很快能好起来的毛病之一。

但后来有消息传过来说他死了，没人知道为什么。

整件事都很古怪，但我们和他的关系都不怎么亲密。

当1983年春天我回到大学，我重新和我父母的朋友，那时也成了我的朋友，作家拉里·克莱默[7]（LarryKramer）联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