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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系列案子发生之后,局里就像是炸了锅。
大家各显神通:有的人引经据典,有的人旁征博引,有的人更是就案情争得面红耳赤。
似乎所有人都对案子了如指掌。
李书记“依靠群众”
的调查方法未能奏效。
案发现场附近的那些居委会老大妈们调查了无数“有作案嫌疑”
的人,可被调查者都有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
没有任何突破性线索。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因为住房条件和生活资料配给制等原因,居委会曾是政府维持社会秩序的得力助手。
当时许多家庭都聚居于一处,共用厨房和卫生间,邻居之间抬头不见低头见;粮票之类的发放大权掌握在居委会手里,因而居委会在老百姓中间拥有比较高的权威。
然而随着住房条件的改善和配给制的废止,居委会在老百姓生活中的地位就没那么重要了。
虽说在那些待拆的贫民区,居委会还有一定影响力,但本案凶手貌似并非贫民区住户。
他应该居住在更高级更私密的地方。
时至九十年代中期,居委会干部已经不能像过去阶级斗争时代那样随便硬闯民宅了。
廖国昌提供的信息几乎没有任何价值。
虽然那些物证看上去似乎缩小了调查范围,但那些有性犯罪前科的家伙没有符合这一范围的。
他们大多生活贫困,只有两三个人是独居,而有车的更是只有一位出租车司机。
而对红色旗袍本身的调查也是徒劳无功。
警方已向所有生产旗袍的工厂和裁缝店发出了协查通报,以征集信息。
但至今仍未得到任何关于这种特殊款型旗袍的线索。
日子一天天过去,似乎距离下一位姑娘遇害越来越近了。
于光明看着自己吐出的烟圈出神,这时他听到佩琴在盥洗室倒水的声音。
他赶忙熄灭香烟,把烟灰缸藏了起来。
他可不想听到佩琴因为抽烟的事对自己唠叨,他希望同她探讨一下案情。
从前她曾经用自己的方式帮他梳理过许多案件的调查思路。
而这一次,她至少可以谈谈对那件旗袍的看法。
像大多数上海妇女一样,她很喜欢逛街,虽然也跟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一样都是只看不买。
佩琴走进房间,边走边擦着头发。
“老公,你看起来气色不好。
今天早点休息吧,我弄干头发就来。”
她温柔地对丈夫说道。
于光明点点头,脱掉衣服躺下。
被窝里有点凉,他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不过很快就感到一丝暖意。
佩琴回来了,光着脚走过来,掀起被子躺在丈夫身边,调皮地用冰凉的脚踢着他的腿。
“老婆,要不要帮你灌个汤婆子'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