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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2页）

的情况，这不是个别现象的简单集合，而是一个纵横交错、有序列、多层次的统一结构。

这就要求不光对具体问题做单一的考察，还要注意多方面的审视；不光从经济上去找原因，还要注意到外交、军事、民族、文化、宗教、贸易、交通、地理及重要人物的活动等对中西交往和社会开放过程起到的重要作用，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各种联系和影响。

最后，对本书涉及的时空范围略加说明。

从时间上看，中西交往的大规模展开，始于公元前2世纪。

是后，西亚、中亚各地与中原联系日渐深刻，内容愈加丰富，显示出生机勃勃的景象。

直至公元2世纪末，中西交往才受到中原社会分裂的影响而萧条下去。

由于本文着重于探讨汉代中西关系的进程与特点，为突出交往这个主要方面，也由于篇幅的局限，故将汉代在时间上看作一个整体，而未严格分为西汉、东汉和王莽时期，加以个别的考虑和论述。

同时，本书也不涉及中西社会历史分期的讨论。

此外，本书所说的“西”

，绝非当今泛指的“西方”

。

汉代中西关系，从广义上说，是指中原与西方陆路交通的干道所经过和到达地区的关系。

这些地区包括中亚（主要国家或地区是巴克特里亚、贵霜、大宛等）、西亚（主要是帕西亚）和东南欧地区（主要是罗马帝国的东部）。

当然，在中西交通初创时期，中原与塔里木盆地和天山地区（即汉代狭义的“西域”

）的关系显得特别重要。

事实上，这个“西域”

只是在汉武帝伐匈奴并扩大与西部地区的交往之后，才正式成为中国政府管辖的部分的，即使在此之后，由于历史的原因，那里的社会状况仍然与中原颇有区别。

因此，从中西文明交流的整体来看，这个狭义的“西域”

，不仅应被包括在中西关系的范畴之中，而且应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内容。

至于书中频繁出现的“西”

和“西域”

，其概念所指，或可广义，或可狭义，一般是不难从上下文中分辨出来的，不至引起严重的误会，因而似无必要加以严格的框定或一一加以注解说明。

［1］奥克·克瓦敦著，兰琪等译：《游牧帝国》，载《中亚史丛刊》第二期（贵州师范大学，1984年），188页。

［2］较重要的有关著作有：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徐松的《汉书西域传补注》、《西域水道记》，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魏源的《海国图志》，何秋涛的《朔方备乘》，李光廷的《汉西域图考》等。

［3］斯文·赫定（SvenAndersHedin，1865~1952年），瑞典人。

他于1890年起先后八次来华从事旅行考察，深入至新疆、西藏、内蒙等边境地区，搜集了大量有关地质、地理、历史、考古、生态、气象、人文、民族等方面的珍贵资料和情报。

1927年他参与组织并领导了“西北科学考察团”

，数年间对西北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综合考察，成绩卓著。

他同时又在不断写作，仅有关我国西北史地的著作就有《中瑞科学考察报告》（共35卷）、《中亚考察报告》、《西藏南部》、《西藏西部》、《冈底斯山》、《戈壁沙漠横渡记》、《浪迹无定的湖泊》、《丝绸之路》、《中亚战迹》、《我的探险生涯》、《长征记》等。

［4］斯坦因（MarkAurelStein，1862~1943年），英国人。

1900~1930年间他四次来华考察，活动范围主要在新疆、甘肃和内蒙。

他对若干古代城郭遗址、丝路古道及汉代长城的发掘和研究颇有成果，补充了历史文献记载之不足，开拓了中国西北史地研究的眼界，而他将大批中国珍贵文物盗运西遁，则又给中外关系史研究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他的主要著述有《古代和阗》、《塞林提亚》、《亚洲腹地考古记》、《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等。

［5］伯希和（PaulPelliot，1878~1945年），法国人。

曾在法兰西远东学院（河内）任职，后率一考察团于1906年取道中亚进入中国。

在华八年期间，他主要在新疆、甘肃一带活动，获取大量重要文物资料并携往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