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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3页）

《后汉书·西南夷传》载安帝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自言我海西人。

海西即大秦也。

掸国西南通大秦”

。

不论这里的“大秦”

所指是印度还是罗马，至少说明这条道路上已经有了中西之间文化上的交流。

汉代对外通商最为有声有色的舞台是在西北地区，亦即当时的西域。

从以上所论中可以看出，汉代中原与东北、东南、西南三个方向上的域外民族所开展的商业交往关系，一般来说都具有较深厚的历史基础，而且在秦汉之前就曾经出现过不同程度的繁荣，史书上也有较明确的记载。

但在西北方向上却不太相同。

中原对西北地区（塔里木盆地周围、天山南北麓、帕米尔高原直至伊塞克湖以西以北的广大地区）具体情况的正确了解和直接的接触，严格说来开始于西汉初年以后，而史书上的明确记录则更晚，乃起于张骞通使西域之时。

在此以前，虽然也有一些记载，见于《山海经》、《竹书纪年》、《尚书》等古书中，但多带有神话传说的色彩，不够准确可靠。

不可否认，《穆天子传》的传说有一定的真实性背景，《逸周书》记有大夏、莎车等地以其骆驼等物产输往内地的情况；古时新疆地区盛产的玉石，深受中原欢迎；战国时期中原出产的青铜器和丝织品也在阿尔泰地区被发掘出来。

秦汉以前，故居河西一带的大夏、月氏、乌孙等，都很可能与中原地区有过某种经济、文化上的联系。

但所有这些交往和联系，都是比较稀疏的，或者是间接的，是经过了长时间、多层次的过滤才达成的。

即使是民间的往来，也远远不及其他几个方向上那样活跃、稳定和持久。

此外，这些联系在公元前2世纪中叶之前，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任何形式的商业或交通都“没有得到繁荣和畅通”

［69］，甚至连重要的信息也未曾得到传播，匈奴与月氏人多年的残酷战争，迫使月氏举族西迁，这样重大的政局变化，也是迟至汉武帝时，才从匈奴降人的口中得知的。

因此，从系统的观点来看，这一时期中原与古代新疆地区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中西交通也只是处于萌发或者畅通前的准备阶段。

虫工木桥◇BOOK。

◇欢◇迎访◇问◇

第19节：第2章汉代社会对外开放的经济基础（9）

公元前139年，张骞奉使西域，凡十三年。

在此期间，他深入匈奴王庭，了解了大量有关匈奴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状况，含辛茹苦地亲身探明了中原通往西域的南北二道。

更重要的是，他以耳闻目睹的生动报告，向汉朝宫廷及中原社会传达了葱岭东西诸游牧部族、城郭诸国的详细情况：那里有大月氏、乌孙、康居之属，虽有强兵，然可赂遗设利，使之入贡中国。

若以义属之，则中国可以地广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

也就是说，若利用西域诸国与中原生产、生活水平的差距，将内地的商业活动向西北方向扩展，必可给中国带来政治、经济方面的巨大利益。

刘彻对此颇有领会，在取得对河西的军事控制、基本解除匈奴边患之后，即派张骞复访西域。

这个队伍有三百余众，马六七百匹，牛羊万数，所装载金币丝帛，价值近亿。

名为使团，实为商队。

张骞一行，正是利用了“蛮夷俗贪汉财物”

这一特点，以商业贸易为手段，打开了后来与西方世界广泛开展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通衢。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当时西汉政府奉行严厉的抑商政策，但在这条西北方向上的交往通道上，却一反常态，基本上采取的是鼓励商业的积极态度。

虽然汉朝政府鼓励民间与西域各地发展贸易关系是为了光大汉威及开疆拓土，但商业活动的兴起毕竟成为中西交通顺利畅通并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据《史记·大宛列传》载：“自博望侯开外国道以尊贵，其后从吏卒皆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