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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5页）

唐人杜荀鹤诗所谓“耕地诫侵连冢土”

，表明这种道德规范对社会底层的劳动者也形成了约束。

禁止盗墓的法律，在先秦应当已经出现。

如《吕氏春秋》中写道，当时对于“奸人”

盗墓，已经有“以严威重罪禁之”

的惩罚措施。

汉代严禁盗墓的法律，我们在那个时代的相关书籍中也可以看得到。

《淮南子》说到刑法有“窃盗者刑”

，“发墓者诛”

的内容。

由此可以看到，在汉代，政府对于盗墓者的惩罚还是相当严厉的。

汉桓帝时，宦者赵忠埋葬其父时违犯丧制，冀州刺史朱穆下令查验，属下“发墓剖棺”

。

桓帝得知后大怒，令朱穆赴廷尉请罪，罚作劳役。

太学生数千人请愿，才得以宽赦。

《魏书》记载，北魏文成帝出巡，看到“有故冢毁废”

。

诏曰：“自今有穿毁坟陇者斩之！”

从这个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北魏盗墓的行为同样是被当权者明令禁止的。

到了唐代，关于禁止盗墓的法律就更加详尽了。

《唐律疏议》中就有关于对“发冢”

者处以刑罚的明确规定，例如：“诸发冢者，加役流；已开棺椁者，绞；发而未彻者，徒三年。”

通过刑法的内容，可知王族贵戚的坟墓，受到特殊的保护。

而看守者在盗墓现象发生后也要受到严厉处罚。

据《旧唐书》卷一九上《懿宗纪》记载，唐懿宗咸通十年（公元869年）六月戊戌颁布的诏书中，有关于司法的内容：应京城天下诸州府见禁囚徒，除十恶忤逆、官典犯赃、故意杀人、合造毒药、放火持仗、开劫坟墓及关连徐州逆党外，并宜量罪轻重，速令决遣，无久繁留。

从这则诏令上可以看出：在唐代，“开劫坟墓”

与“十恶忤逆、官典犯赃、故意杀人、合造毒药、放火持仗”

以及“关连逆党”

等都被列为最严重的罪刑，是州府一级地方司法机构不能够判决的。

两年之后，咸通十二年即公元871年五月，唐懿宗又有“慎恤刑狱”

的敕文宣布。

其中又说道：应天下所禁……除十恶忤逆、故意杀人、合造毒药、持仗行劫、开发坟墓外，余并宜疏理释放。

又过了两年，咸通十四年也就是公元873年的四月，因“佛骨至京”

，唐懿宗亲迎礼之，又发表制诏，宣布：京畿及天下州府见禁囚徒，除十恶忤逆、故意杀人、官典犯赃、合造毒药、放火持仗、开劫坟墓外，余罪轻重节纪递减一等。

其京城军镇，限两日内疏理讫闻奏；天下州府，敕到三日内疏理闻奏。

可见，在唐代，即使遇到特殊的庆典盛事，无论是大赦天下，还是有减罪赦刑时，“开劫坟墓”

作为重罪，都不在特赦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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