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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3部分（第3页）

三个星期以前，闪电轰炸就已停下来了。

另一些抗议方式也近乎荒唐可笑。

有些同越战完全不相干；正当尼克松发表演说时，由一位心怀不满的百万富翁租来的小型双翼飞机在警察和空军直升飞机的密切监视下掠空而过，挂着一条“批准金币流通”

的标语。

然而举行抗议这个作法并不荒谬。

那远比就职演说、柴可夫斯基的没有炮声的前奏曲以及那些打扮漂亮的弗吉尼亚中学一千九百七十六名列队从白宫门前走过的乐队要来得更符合美国精神。

这个乐队是杰布·马格鲁德所设计的第二个百年纪念日计划的产物。

在约瑟夫·麦卡锡时期最黑暗的年月里，当西弗吉尼亚一所大学校长为一位受到围攻的自由主义者辩护出庭作证时，一位律师曾问他：对他来说，美国象征着什么。

他回答说，象征着“可以有不同意见的权利”

。

他的意思当然并不仅是指那些怪物和一些兴之所至随便胡来的人，尽管在美国什么时候也会容许占星学家，相信天空会出现飞碟的人存在，容许1948年在华盛顿买下华屋广厦，准备等到杜威当政时居住的共和党政客存在。

但是倘若要使自由其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那也就得扩大到可以容忍的最大限度，而且在它的广大的保护伞下，使那些不受大众欢迎的，热心宣扬为大多数人认为错误的事业的人得以存在下去。

为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约翰·格伦、尼尔·阿姆斯特朗欢呼容易：然而要能够容忍憎恨约翰逊的气象员派、跟约翰·肯尼迪捣乱的伯奇会员，以及跟罗斯福为难的自由联盟盟员，那可是需要点气量的。

那些在尼克松任职时期年逾五十的美国人的记忆中，这个国家的宽容耐性的确经受了极大的考验。

有时简直到了难以容忍的程度，以致那些失去耐心的地方的名称全变成了美国历史上可耻的污点。

其中有：阿蒂卡、肯特州立大学、美莱、伯明翰、奥克斯福德、芝加哥的共和钢铁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拘留日裔美国人的加利福尼亚州集中营以及本书一开头就述及的安纳科斯夏河边地被夷为平地的补偿金军人的营地。

但这些仍不过是例外。

如果把那些表现出容忍精神的事例开列出来，那肯定比这个名单要长许多倍，并可着作是全国自由战士的光荣榜。

其中要包括安吉拉·戴维斯、贝里根兄弟、斯托克利·卡迈克尔、斯波克大夫、芝加哥七被告、伍德斯托克、泰－格雷斯·阿特金森、举着“为和平运动者免费供应毒气”

标语牌的美国纳粹分子、“普韦布洛”

号的舰长、公正对待古巴委员会、埃德温·沃克、化学家莱纳斯·波林、罗莎·帕克斯、“美国第一”

派、厄尔·白劳德、小花神坛，威廉·达德利·佩利、休伊·朗格、杰拉德·斯密斯和唱着《国际歌》欢迎1932年12月回到华盛顿的第七十二届国会的干枯的幽灵。

那些敢于违抗民众意志的人固然象表达民众意志的人一样值得我们怀念；但那些仅以自己的存在而使国家中坚保持警惕、忠城并使国家的民主制度得以加强的那些无言的见证人，也应受到我们的尊敬。

每到危机时刻，他们总默默无声聚集在宾夕祛尼亚大道对面和白宫相对的拉斐特公园里：总统只要拍头望望窗外便可看到他们，让他注意到他的雇主们正在注视着他。

在考验国家意志、并常常决定国家政策的国会大型听证会上，他们总是出席的；在过去的四十年中，越南战争、谢尔曼·亚当斯和伯纳德·戈德法因案件、布里克修正案，陆军与麦卡锡的争执、被埃斯蒂斯·凯弗维尔揭露的匪帮、希斯和钱伯斯案、拿佣金的人、珍珠港事件、罗斯福改组最高法院的计划以及对大萧条时期华尔街应负何种责任等问题都曾在这里加以考虑。

他们这些人观看过塔夫脱钟楼的落成典礼，他们瞻仰过罗斯福和艾森豪威尔的遗体，1963年11月25日他们曾含着无限悲伤默立着目视一辆灵车载运约翰·肯尼迪的遗体越过纪念桥向阿灵顿公墓不灭的火焰行去。

※※※

有一派历史学家认为，在帮助我们了解过去方面，重大事件也许还并不如——几封信、压在旧书里的几朵花、几张过时的舞会节目单、曾为人所喜爱因而不忍抛弃特意加以珍藏的玩具之类——一些普通人无众留下的小物品。

建筑下人常会偶然发现埋截在大邸宅下的这类东西的窖藏。

有时他们甚至可能找到象1939年纽约世界博览会埋截在会址下的韦斯汀豪斯文物窖藏那样精致的东西。

这类发现常常引起极大的好奇心，年代更久远的则更会引起许多人纷纷猜测这件或那件东西对当时的人有什么意义。

由于美国人愈来愈流徙不定，留下这类窖藏的可能性愈来愈小了，但如果摇曳音乐的一代留下那么一个——比如在一个仓库里藏下象菲伯·麦吉童话中所说那么大小一个橱柜——那也许就可以让我们看出他们是什么样子，他们忍受过什么痛苦，他们曾有些什么梦想，哪些梦想已经实现，哪些破灭了。

如假想有那么一个橱柜，我们将在最上一层里看到一把钢架网球拍子，几本讲饮食卫生的书，一条宽领带和屁股特肥的女式衣裤。

在这些东西后面是一幅“欢迎战俘回国”

的标语，一幅为下落不明的军人写的标语（“只有河内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