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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第1页）

1979年，当他恢复自由之后，收到北京友人来信，告知他的回忆录手稿保存在近代史研究所里呢！

当时，他真是喜出望外。

据告，他的回忆录的一份手稿，曾由上海市公安局送北京公安部。

“文化大革命”

中，曾被装入麻袋，作为废纸送造纸厂。

幸遇一位有心人，从十几麻袋的“废纸”

中留下两麻袋，郑超麟的回忆录手稿就这样被留了下来。

1980年，北京一家出版社派了一位女编辑来沪，与郑超麟先生商议出版回忆录事宜，又一次使他欣喜万分。

那位编辑充分肯定了他的回忆录的史料价值，但因其中一章《恋爱与政治》涉及许多中共领导人的私生活，建议他删去，他同意了。

后来这一章单独得以发表于香港《开放》1991年第2期。

另外，那位编辑建议他补写因儿子去世而未写的两章。

然而，他再也无法补写四十年前的旧作了，于是便写了《陈独秀与托派》一文，补入书中。

书名改为《郑超麟回忆录》。

他的记忆力强，又擅长用文字表达，况且所写的是他亲身的经历，材料翔实、丰富，所以他的回忆录成了研究中共早期党史以及中国托派兴衰史的颇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

在出书时，郑超麟坚持要在书前写上那样一段“说明”

。

这使出版社感到为难。

郑超麟说，如果不加上那段“说明”

，他宁可不出！

。

　想看书来

闯入托派禁区（11）

据说，为了书前要不要这段“说明”

，出版社向上级请示，而又没有得到及时答复，使这本书迟迟不能印行……

他告诉我，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的处境得到明显改善，心情舒畅。

虽然他足不出户，然而消息极为灵通。

他视力不好，却手持放大镜大量读书阅报。

在戈尔巴乔夫当政时期，苏联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平反，他极为关注。

他对我说，为托洛茨基平反，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有一回，他很深入地跟我谈起托派问题。

他说，中国的托派，根源在苏联。

托洛茨基，是俄###内的反对派，而斯大林却硬把托洛茨基派当成敌人，当成反革命。

借用毛泽东的一句话来说，也就是把“人民内部矛盾”

当做了“敌我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