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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0部分（第2页）

……民主政制的原则之一，就是对这样的人深恶痛绝：这些人不管是用拐弯抹角的方法，或者用含沙封影的方法，把莫须有的东西加在一个人的身上，窃去他最可贵的东西——他的名誉，……。

而特别不幸的是，有时这竞然是以民主的名义进行的。

我认为，如果还是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会弄得四分五裂，全部毁灭。

这点我是深信不疑的。

』

但这样的时候是绝无仅有的。

除了对那些善良的人有鼓舞振奋作用而外，这也没有什么结果。

美国的利连撒尔们弄错了，他们以为国内对颠覆活动的恐惧心理，可以用提出证据和诉之理智来加以解决。

这是不可能的；如果可以的话，这个严重问题从一开始就不会出现。

这种反共恐怖是病理性的。

必须让它发个透，才能停止胡话梦呓。

而在此之前，在那些善于利用反共恐怖的人的手上，它就成为一种凶狠势力。

参议员塔夫脱谙于此道。

他和他的共和党的同伴们的所作所为，他是知道的，而且也知道目的何在。

在坚决反共分子们进行了一次口头攻击以后（什么“在我国历史上，克里姆林宫最重要的一个有利条件就是国务院内有个亲共集团，他们一有机会就在中国促进共产主义事业”

），塔夫脱对记者说话就露骨了，“要把国务院内的共产党人除尽，唯一方法是更换政府首脑”

。

换句话说，他正在为1952年作准备，到了那时，人民就有机会选举新总统，而罗伯特·A·塔夫脱很有可能获选。

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领袖汤姆·科尔曼是塔夫脱的支持者，他说得更明白，“一切归结为一点：我们是不是打算在下次竞选中得胜？”

但是民主党也是想竞选胜利的。

哈里·杜鲁门很了解，猜疑的范围愈来愈多。

而且，对他来说，还涉及其他重要问题。

共和党确是在搞政治上的迫害，但苏联的人民内务委员会倒是从莫斯科派来真正的特务，而作为国家元首，他要对国家的安全保卫负责。

杜鲁门是在1945年9月那个晚上以后，就开始怀疑到人民内务委员会在北美洲展开活动的。

那晚，一个名叫伊戈·古津科的苏联驻渥太华大使馆武官处的密码员，拿了一大堆可以作为罪证的文件——他能带走的都带走了——在夜里逃了出来，要求政治避难。

加拿大就成立一个委员会审查古津科的文件。

它发现了一个分布很广的地下活动组织，有英国和加拿大公民参与，最后牵涉到两名搞“最机密”

工作的英国物理学家：艾伦·纳恩·梅博士和克劳斯·富克斯博士。

这个间谍网的成员都是一些死心塌地的共产党人，他们参与的计划是要偷盗华盛顿和加拿大盟友共同分享的有关原子武器及其他国防秘密，基本上进行得很为得手。

最初，总统对渥太华间谍组织，还迟迟不知道事关重大。

第二年2月，埃德加·胡佛给杜鲁门送来共产党特务伊丽莎白·本特利（前纽约意大利新闻处的雇员）和惠特克·钱伯斯的供词。

但这件案件的破获，很难算是联邦调查局的功绩。

七年以前，钱伯斯就开始想在政府中找一个人，认真重视他所反映的情况了。

而本特利小姐最初想在联邦调查局纽黑文分局自首时，也没有人重视她。

后来在布下了暗探的行人道上看见一个苏联间谍塞给她二千元之后，联邦调查局的人员才相信她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