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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2页）

我带着用几十元钱买的《史记》和《资治通鉴》出现在家里时，全家人呆了，这几十本书几乎花了我这个营级军官整整一个月的工资呢！

吭哧吭哧从成都背到杭州，真正是“吃了饭没事情做，可以把煤球去洗洗白了”

。

起念只是想趁假期把这两部书读一读的，但真读起来才发现，古文之乏味、历史掌故之深奥，实在是让我这个与“文革”

同步完成学业的初中生两眼犯困，急得身上长出了大片大片的红头痱子。

于是，我想了一招，干脆编一个电视剧吧，这下来了兴致。

把两套书大致翻了一遍后，我感到春秋战国时期，尤其是战国这一段历史对后人，尤其是对我们所处的时代有极其重要的借鉴价值，而战国可以分为三个最重要的阶段，也就是我在剧本中划分的三个部分。

在杭州期间，我完成了第一部“群雄争霸”

和第二部“合纵连横”

，第三部“一统天下”

是在成都北较场军营中完成的。

虽然说是文学剧本，更确切地说还是对这段历史的白话记述。

这对我学习这段历史，学习古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为我进一步完善《信息战》一书做了基础工作，并将“合纵连横”

的思想充实到《信息战》一书中。

剧本完成后，就与其他大量的手稿一样，放在箱子里了。

后来台湾的柏杨先生《资治通鉴白话本》进入大陆后，又参照他的文本作了一些修改，也参照了他不少议论的内容。

1999年11月，我在北京高家寨的寓所里整理杂乱手稿时重又发现了它，看着那几百页已经泛黄的稿纸和工工整整字体，我动心了，那毕竟有我的心血和汗水，于是决定交出版社出版。

这部剧本，可能在故事、人物等文学性方面还有欠缺，但对这段历史的概括，主要事件的把握，重要人物的刻画方面还是花了功夫的，可以全景式地鸟瞰，对人们感受、了解战国时期那种风云变幻的气象是有帮助的。

2000年，是我个人出版史上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年出版的新专著达4部。

1月，新华出版社推出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全面信息战》；8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推出我的《战国风云》。

尤其是10月，浙江大学出版社推出我6卷本的《沈伟光军事战略研究丛书》，其中220千字的《理想战争》和200千字《传媒与战争》是新作。

这件事是我学术生涯中最值得一提的一件事是，2000年12月1日《浙江日报&；#8226；钱江周末》以《＜沈伟光军事战略研究丛书＞在杭出炉》为题，发表了资深记者胡振的精采报道：

本报今年4月7日《钱塘周末》刊出长篇人物特写《沈伟光：抢占信息战学科高地的前驱》，记叙了这位地方机关干部“卸下戎装心系国防、身居斗室心驰天下”

的抱负和成就，突出介绍了他在军事战略研究的创新成果，尤其是在构建我国信息战学科上的杰出造诣。

这篇特写刊出后，在省内外读者中引起了热烈反响，南京军区《东海民兵》等报刊先后全文转载。

浙江大学出版社社长姚恩瑜教授读到这篇特写后，对沈伟光在未来学与战争论的结合上挥笔如椽的事迹非常钦佩。

令她关注的是，文中写道：10年前，当时还是普通军官的沈伟光，把自己的处女作《信息战》书稿送到浙江大学出版社，引起了该社编辑的浓厚兴趣，破例将其公开出版。

虽然那时姚恩瑜并未接触学校出版工作，但是如今看来，这部书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部研究信息战学科的奠基之作，在沈伟光众多的论著成果中显得意义非凡，同时也成为这家出版社的自豪。

因此，姚恩瑜认为理应由浙江大学出版社与这位青年学者再次合作，提出了出版沈伟光军事战略研究丛书的选题设想。

一则对沈伟光的军事战略研究过程作全面的总结；二则促使人们重视和研究国防和军事问题；三则以精神产品的形式进行“知识拥军”

。

于是，这家出版社派出编辑室负责人，通过省新闻出版局与本报记者取得联系。

4月20日，他们来到《钱塘周末》编辑部详细了解长篇特写的新闻背景、采写过程和审稿情况，论证这套丛书出版计划的可行性，并请记者转告尚在国务院体改办工作的沈伟光，拟面谈出版意向。

4月30日，沈伟光回杭休假，当天即与出版社负责人会晤，对丛书出版计划表示欣然合作的意愿。

双方商谈之后，初步确定收入丛书的论著除了1990年的《信息战》之外，还有近年来出版的《未来世界战争——全面信息战》、《新战争论》、《新军事问题》等书。

为了丰富这套丛书的涵量，沈伟光提出将其刚刚杀青的书稿《传媒与战争》，补入丛书之列；同时，还将他酝酿已久的迎接新世纪的新著《理想战争》，报作丛书选题。

于是，6卷本的《沈伟光军事战略研究丛书》的出版方案，一锤定音。

这是四校联合之后的新浙大出版社面向全国图书市场推出的第一项论著出版工程，也是我国出版界为军外青年学者出版的第一套军事论著丛书。

方案已定，在今年的“五一”

长假里，出版社编辑放弃休息，加班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