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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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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战争的政治性与非政治性的争论，21世纪前后还出现了战争的暴力性与非暴力性之争。

非暴力性相对于武力战彻底暴力性而言，传统战争暴力性包含着非暴力性成份；软性化相对于硬打击而言，硬打击不排斥软性化手段，只是工业时代机械化战争的暴力性展示得更为充分，以信息战为代表的信息时代战争的非暴力性日显突出。

我提出：揭示战争非暴力性与软性化趋势，不是否定、排斥战争的暴力性和硬打击；也不是说战争趋向非暴力性与软性化，未来战争就不暴烈、不残酷、不破坏了，战争可以是一场成人游戏了。

恰恰相反，战争的暴烈性、残酷性和破坏性照样体现在这种非暴力性、软性化的新战争形态之中，人的因素照样是第一，仍然需人的英雄主义精神，对此，我们应该早有警觉，做到心中有数，两手准备。

在战争非暴力性与软性化问题上，我是从1985年开始进行研究的，而且是作为信息战的理论基础的。

20年来，主要形成了以下观点：

一、战争目标由领土扩张、经济侵略转为信息掠夺，由主要针对物质因素转移到主要针对精神因素，争夺制信息权，谋求“精神胜利”

和不战而胜，成为信息时代最显著特点。

二、信息在战争中的作用发生质的变化，由从属地位上升到主导地位，战争的威慑属性日益显著，信息取代人而充斥于战场上，信息威慑成为新的威慑手段。

关于信息威慑，我在1985年写《信息战》时就作为一个重要内容来研究的，我作的定义是：一方以信息造成的声势及产生的威力威慑另一方，其作用在于给对方以心理杀伤，使其造成错觉和巨大的思想、心理压力，目的是加强遏制能力，最终迫使对手慑服。

我认为，信息威慑是一个国家基本的军事战略，呼吁国家建立以信息威慑为主体的军事战略。

三、战争形态由有形演变到无形，信息战攻击的对象是信息边疆。

四、战争在经历了低层次的非暴力制胜时代、暴力制胜时代后，正在进入高层次的非暴力制胜时代，即以信息战为标志的不流血的战争。

我的上述观点有的被人们所接受，大部分是不为人所认同的，尤其是关于战争的政治属性问题。

但我始终认为，政治性是战争的诸多属性中的一种，战争的内涵要深厚得多，我们知道的，更多的是未知的。

前辈是福

对战争的政治性与暴力性问题的思考，是我在战争研究过程中，由理性到感性，再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升华。

1985年5月军委扩大会议后，我国宣布裁军一百万。

对于中央的战略决策，许多军人是想不通的。

但是想不通也得执行命令，尤其我们成都军区，既要搞好精简整编，还要打好仗戍好边，任务非常重，有些同志刚从前线下来就被通知转业或复员。

我已在成都军区任傅全有司令员的专职秘书。

当时成都军区政委是万海峰，是位老红军，1955年授少将军衔；副司令有廖锡龙、张太恒，参谋长是陶伯钧。

那段时期，傅司令频繁来往于成都与麻立坡的军区前线指挥部。

他经常告诫高级将领们：“战争中，指挥员的失误要拿士兵的鲜血和生命来弥补。”

他还专程到麻立坡的烈士陵园扫墓，久久伫立在烈士墓碑前，他鸣枪示意，宣泄心中的愤怒。

从他的言行和神情中我能感悟，他正试图改变“一将功成万骨枯”

的历史古训。

可能除了傅全有总长，没有哪位军人比我参战时间更长的，我先是在陆军第一军作训处当参谋，部队回防后我调任他的专职秘书，继续在那里参战，那时通讯不发达，家里还以为我光荣了，那场边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