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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4页）

“老帅若不饶了学良，我们不敢起来。”

张作霖这才放下手枪，指着张学良骂道：

“看二位大爷的面子，暂饶你的小命，从今以后，交朋友要谨慎，不准你胡作主张！”

从此以后，张学良真的韬光养晦，尽量投其父所好而为。

老实说，郭松龄之死使得张学良推崇的偶像幻灭了，他气质中那股待人的热诚也一时消失了，如今，他唯一的偶像，就是他的老子，他只有服从于这一个偶像。

（21）

司马桑敦先生对张作霖的记述是可信的，对张学良的评述也有道理，但却尚欠确切。

特别是认为张学良经父亲这么一骂，从此便“韬光养晦”

，对张作霖言听计从，并产生了很大的幻灭感，似乎自此便消沉下来了，这恐怕与事实并不完全相符。

是的，郭松龄之变，在他思想上尽管是非常同情的，但却也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障碍：忠孝难以两全，张学良给郭松龄的信说得最为明白：‘承兄厚意，拥良上台，隆谊足感。

惟良对于朋友之义，尚不能背，安肯见利忘义，背叛予父。

故兄之所谓统取三省、经营东北者，我兄自为犹可耳，弟虽万死，不敢承命，致成千秋忤逆之名。

君子爱人以德，我兄知我，必不以此相逼，兄举兵之心，弟所洞亮，果能即此停止军事，均可提出磋离，不难解决。

’”

（22）

从张学良这封措辞委婉的信中，人们分明看到，在公与私、忠与孝，以及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方面，固然反映出他的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他对郭氏举兵的理解与同情，也情不自禁地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来。

他提出的停止军事行动，用磋商的办法来解决争端的建议，也都是从以大局为重、同时也是从爱护郭松龄的角度出发的。

最后当他得知和谈不成，而不得不“自己人打自己人”

时，他是很不情愿地走上战场的。

而当郭氏兵败被俘、眼看生命难保之际，他又极力设法营救，甚至不惜冒着很大的风险，准备送郭出国，可谓仁至义尽矣。

然而，事与愿违，当张学良这一切努力均告落空时，他是无限痛惜的，致使他“感慨多端，不免藉物消愁，同时夜以继日的奔劳，于是藉刺激为使精神振奋，因而为阿芙蓉所染。”

（23）这也有力地说明，这件事对他是一个多么大的刺激！

但张学良并没有消极，痛定思痛，他从悲愤中奋起了！

这也就是说，郭松龄的“血并没有白流，张学良又走上了郭松龄之路，而且走得更远。

张学良用‘兵谏’影响乃父，促使张作霖逐渐生长反日反内战的趋向，用武力制止了杨宇霆穷兵黩武的道路，完成了郭松龄未完成的遗志。

历史辩证法的道路，简直使人眼花缭乱，惊叹不已。”

（24）

是的，郭松龄之变是被平定了，但它的影响却是积极而又深远的。

有人以为经过残酷镇压，就不会有人再存二心了，实际不然，觉醒了的志士仁人是不怕压的，他们不仅不会被屠杀所吓倒，压力反而会成为新的更激烈的反抗的动力。

同郭松龄一样具有民主思想的爱国军人张学良，这个奉军中的新的郭松龄，不正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中国现代革命历史上掀起了更大的波涛、创造了更加引人注目的光辉业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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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⒀⒁　杨大群：《东北王世家》，春风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出版。

②　任松、武育文：《郭松龄》，载《郭松龄反奉》，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９月出版。

③　武育文：《郭松龄将军传略》，《沈阳文史资料》第十辑，１９８５年３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