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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第3页）

初浅看来，因果报应的观念，又纠缠着重生转世，足以将精神上的力量兑现而成为来生再世的威权，加上巫术式仪节，应当对不识字的中国农民极具魅力。

可是要有政治上的功效，则必须政教合一，同时也要将中层的知识分子铲除。

历史证明，这套作法只有在一个原始的经济圈内有效。

中国的13世纪，已不适用于此种体制。

忽必烈有意不让中国人的影响过于浓厚，于是向各方求才。

聘任于政府的有波斯人、回纥人、东欧人等。

一这些人统称“色目”

。

大概有“各色诸目”

之意。

不过整个说来他们影响并不过大。

当中有好几个成为忽必烈的亲信，以后也遭杀身之祸。

当左丞相阿合马（Ahmed　Benaketi）被一个中国军官刺死时，元主将利客处死，可是后来为息众怒，他也以剖棺戮尸的办法对付阿合马。

桑哥（Sangha）以平章政事（副丞相）仓库财物，因为群臣参劾，也被处死。

两人都被控有罪，然则事后真相则是他们两人都企图扩充税收，增广财政范围，所以极不孚人望。

因为元政府具有国际色彩，其组织极难控制。

因此这两人的部属在都城之外“贪饕邀利”

，事当有之。

不过根据《元史》里面的纪载，文化上的隔阂，才是他们产生悲剧的原因。

即使我们今日遇到书中此类事迹，也要将原文反复阅读、才了解传统政体之中，宁失于松懈，不能求效过功。

如果领导者放弃了雍容大方的宽恕态度，其下属则无所不用其极。

阿合马和桑哥看来都没有掌握到此中情节的微妙之处。

他们在企图提高行政效率时，可能脱离了传统忠恕的范畴，他们的对头即可因为他们技术上的错误，扩大而成为道德上的问题，谓之死有应得。

财政问题

经过很多改革的失败，元朝财政一直没有成为定型的机会。

华北的税收即与华南不同，在华北租庸调成为一种体系的制度，亦就是税收以户为单位，虽说内中仍有差别，但足其可能地使各　户所出相等。

这是契丹与女真留下来的遗物，他们需要同等简单的税制支持他们的军事动员。

可是在华南，元朝仍如宋朝按　亩收税。

再则忽必烈和他的父兄一样，将一部付税人户分割为“封禄”

或“投下”

以作为150个皇亲公主及文武功臣的私人收入。

被封人派经纪去地方政府监接收纳，但不得以各人户的地产作为自己的庄园，或是将他们当作农奴看待。

“投下”

最大的包括十万户，小的不过数十户。

他们的存在也产生了无数的纠纷。

从表面上着来，元朝课税程度较以前各朝为低，而以江南尤甚。

在兴师灭宋前夕，忽必烈称凡南宋所征之苛捐杂税一律除免，只依正赋作主。

事实上他无法说话算数，他出兵海外即用各种非常之征发支应，只是这些征发停止之日，扩充税收的办法又无成果，但至少在表面上和法制上，税收的程度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