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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第3页）

预算之紧缩及于各部门，所有账目均严格地核查。

各地方政府必须强迫达成节余，毫无宽贷。

所有官员都要将任内税收数额如预定的征足，非如此则不能升迁，即已退休的官员也可能召回追究责任。

此时刚值倭寇荡平和俺答和议成功之际，这一套部署使明帝国在10年内，国库里存积银1250万两。

兹后在公元1592年及1597年明军两次被遣往朝鲜阻挡丰臣秀吉的入侵，作战时两方都犯有战术及战略上的错误，经年胜负未决，只是明军能支持到1598年秀吉之去世，因此虽无决定性的胜利却已达到战果。

造成这结局的一个主要因素，即是支用张居正揽政时代之库存，使军费有了着落。

可是张居正从未企图改组政府或重新创制文官组织。

除了加紧边防之外，他唯一可能导引到主要改革的步骤乃是1580年的全国士地测量。

不过在测量结果尚待审核之际张本人先已去世，以后无人主持，其数字未得继任者的切实注意。

张居正的筹措虽有限度却已使百官踧踖不安，一到这运动的主持者身故，反对派及被他逐放的人物也乘机卷土重来。

而另一批人则认为张逾越了他的权限，他们联合起来进行一场平反，而此时拥张人物及其所提拔的官员则被排斥，他所主持的各事也为之停顿。

万历皇帝到此已成年，他接受了反对派的指摘，认为张居正确实蒙蔽了御前的视听，而下令褫除张居正生前的各种荣衔。

他没有看清臣下本有各种小集团，也各怀不能公开的利害关系，倒因借着拥张与倒张，整肃和平反，更分成派别。

再加以万历自己对于传位的问题处置乖方，使情形更为恶化。

这两件事原不相关联，只是彼此都与明帝国的基本组织有关。

自当时人的眼光看来也彼此都与道德有关，于是各种问题一起时汇集，都助成党派间的辩驳。

1587年前后，臣僚又开始因对皇帝之诤谏而指责御前的过失，称万历奢侈荒殆，偏爱于皇三子的母亲。

起先万历赫然震怒，可是他领悟到，惩罚向他攻击的人，只使他们在其他诤谏者心目中成了大众英雄，于是他也采取消极抵制的办法，他将各项呈奏搁置不批，重要的官位出缺他也不补，同时住在深宫之内，停止了各项仪节，不在公众之前露面。

当他向臣下罢工，使百官缺少绝对仲裁的权威时，皇帝已不能加于他们头上更大的灾害。

后来臣僚又集中攻击各大学士，使有为的人无法安于这职位。

在这情势愈来愈不对之际，一群较年轻的官僚组织一种重整道德的运动以期挽回颓局，因为当中有好几个利用无锡的东林书院作为议论朝政的讲坛，他们的运动也被后人（尤其是今日西方的汉学家）称为东林运动。

可是要拯救明朝，除此而外，他们不能采取更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手段。

在我们看来，明朝的上层官僚组织已将道德的名义一再滥用，因着意识形态造成派别，其争执愈为笼统抽象，愈使他们无从看清当日的技术问题已超过他们所能对付的程度，其中又以我们所谓“宪法危机”

尤然。

当东林人士自称君子而指责其他的人为小人时，和他们作对的人也与他们一样，使用窄狭的眼光，随便评议人物，只不过将君子与小人的名义倒置，而应当作仲裁的皇帝却高高在上，不闻不问。

朝代的殒落

经过这段蹉跎之后，万历之孙朱由校亦即明朝的第十五个皇帝（他即位时紧接万历，因为第十四个皇帝朱常洛在位只一个月），在位期间有一个“宦官独裁者”

魏忠贤出现。

他用特务人员迫害文职官员，使各方愤怒。

可是今日研究历史的人将所有纪录仔细检讨，只看出当时的官僚组织已不堪管制，文官吵闹之中却无一定的目标，也所不能自辞其咎。

万历时代还发生一些事没有被人察觉。

白银由海外流入，使东南受益却未及于西北，西北诸省倚靠中央政府向边防军的津贴，才能维持平衡，而且流通于全国的银两总数也有限。

例如张居正存积库银时立即引起通货紧缩，重要的商品价格因之下跌。

当明帝国用兵于东北，与满洲人作战时，朝代的资源重新安排，实陷西北区域于不利。

我们不能忽视此中关系和以后流寇横行于西北的影响，他们终使朝代倾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