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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第2页）

宋朝是一个科技进步的时代。

活字排版在公元1086年有了文字上的证明；天文时钟在公元1088至1092年之间装设于开封；以磁针决定航海方位曾在一部书中提及，书上之序注明为1119年；宋代之海船有四本至六本之桅杆，上装风帆12张，船上有甲板4层；火焰投掷器上装唧筒在1044年之前出现；以人力脚踏发动之轮船开始于匪徒杨泰，他在公元1135年用之和岳飞作战。

岳乃用腐朽之木材和野草投入其轮中，防碍其机制作用；公元1161年则有了投掷榴弹的弩机出现。

宋朝的经济不能用以改革社会，无法否认的，是导致以上发明不能作有系统增进的一大主因。

从西方的经验看来，必须商业的影响力远超过农业生产的影响时，上述的突破才能发现。

中国在现代历史初期，谈不上符合所需要的准备程度。

宋朝的商业虽说从当时世界的标准看来数量庞大，可是平铺在亿万农民头上，就为效至微了。

军事行动既由边疆推至腹地，双方都要控制农地和操农业人口，于是数量重于质量，均匀一致超过不同的名目花样，而持久性比昙花一现的智能要有用得多了。

这种种条件都无助于开展各种发明以推广其成果之用心设计。

大多数的小自耕农使中国长期保守着传统的性格。

这在有关王安石新法的争执时，即已揭露无遗，因为即使小本经营，农业工资也被限制而压至最低度。

再因频年的战事产生了一批游民，免不了有的为奴为仆，于是以上的局势更不能打开。

即由张择端图上也可以看出有大量廉价的劳动力。

所以宋人有解决技术问题的能力，却无寻觅节省人力的动机。

儒学复兴不是文艺复兴

既然如此，他们的智能则朝另一方向发展，哲学上的检讨成为宋人精神上最大之出路。

他们构成一种共同的趋势，将儒家的伦理搁置在佛家及道家的宇宙观之上，而称为“理学”

。

与汉代从美术化的眼光看世界不同，宋儒认为宇宙之构成包含无数之因果关系，而人之能为善，与自然法规（他们称为天理）相符。

这种说法造成一种新的社会心理：一方面这批哲学家畅谈个人观感之性与命，另一方面却又在集体生活中并不感到被拘束。

当然宋朝的国事与这种立场有关。

从知识上的“宗谱”

看来，宋代的理学家都受到一个称为华山道士陈搏的影响；以个人来讲，他们却都曾卷入当时的政治纠纷之中。

在北宋时，程颢程颐与周敦颐要不是直接反对王安石就是间接地与反对新法的人士接近；在南宋朝中，朱熹首先反对与女真人议和，后来又改变立场与主战的韩tuo胄作对；陆象山因为一本向皇帝的奏书大言不惭而被参劾。

因此无一例外，他们都因对时局的意见而受到检举，他们所提倡之个人道德性格包含着一种“反对派”

的意义，只是他们以含蓄的态度表现，不公开活动罢了。

分析比较以上各思想家的理论属于哲学的范围，这方面已有不少中国、日本和西方的学者从事，其研究结果也已载入各种书刊。

历史家无从否定理学家增强了以后中国儒生的正直观念和坚决的态度。

可是他们讨论的范围纵使渊博，彼此间的不同纵然多途，今日看来，他们的立场仍是过于单纯，他们仍无法脱离一种被安排的环境，即一种大而无当的官僚组织治理一个大而无当的农民集团。

在这前提之下，他们的主静与主敬，和西方文艺复兴时的人物观感不同。

后者自由思想之展开，与当日趋向商业化的运动同时。

但丁（Dante）抛弃了衰落贵族身份而参加了富豪政治圈；乔叟（Chaucer）为伦敦一位关税监督所雇用；从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至伦勃朗（Rembrandt），他们的赞助人或为教皇或为大绅商。

与之相较，上述5位宋朝的哲学家和他们无数的僚友全穿着中国官员之袍服，他们是官僚的教师。

然则中国缺乏商业革命，不能产生文艺复兴，乃是因为地理环境与技术因素，而不由于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