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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部分（第4页）

当由蒋百里先生、蒋鼎文分别去见蒋介石，商议派蒋鼎文去南京。”

②但张、杨二将军举义西安，这振奋人心的消息却如平地一声春雷，也象一个力量很强的冲击波，很快传遍全国各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除了国民党内一些坚持反共和内战政策的顽固分子大叫讨伐、非要向西安兴师问罪外，大多数人对西安事变是同情的，支持的。

全国各地群众和爱国团体的函电象雪片般飞来，坚决拥护张、杨八项主张，仅山西、湖南等五省在事变后的三天内拍来的电报就有一千数百封之多。

“不仅人民群众拥护西安事变，而且举国风动，义师云起。

国民党政府里不少中下层官员或者发表通电，或者率部反正。

驻于甘肃省静远县打拉池的胡宗南骑兵团，击毙团长，全体官兵投奔抗日联军。

甘肃省庆阳县，泾川县、环县、合水其、镇原县、正宁县和宁县等县县长致电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政委员会，表示：‘督率所属，保卫治安’，‘健全机构’，‘静待钧命’”

③

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内，在对待西安事变问题上，却并不是一致的。

当时，南京政府中，主张发兵讨伐，认为“不能过于瞻顾蒋公之安全，置国家纲纪于不顾”

的虽居多数，但是也有一部分人认为这个事件不可诉诸武力，最主要的是，先应弄清事情真相和蒋在陕情况，再定“万全之策”

。

由于主战派居多数，所以仍决定讨伐，并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发布“讨伐”

，定要“扫荡叛逆，以靖凶氛”

。

总之，那些闻变大惊、六神无主、力主大动干戈的大人先生们，声嘶力竭，大叫大嚷，大有必欲踏平西安、生擒张、杨，方解心头之恨之势。

其中比较突出的头面人物，便是戴季陶、何应钦。

而当时主战最坚决、且言词激烈、举止反常者则是戴季陶。

此公反共、反革命有理论（君不闻，早在二十年代中期，他不是就抛出所谓《孙文主义哲学基础》等歪曲三民主义、攻击共产主义的文章吗？不是因为由于它带“理论色彩”

，而还被称为戴季陶主义吗？）有行动，论其反共历史之悠久，并不比蒋介石逊色，如今看到自己的密友被扣西安，怎能不恼羞成怒，极力主张进攻呢！

为了说服大家支持以武力威胁的办法来营救蒋氏的决策，他不仅在会议上鼓动，而且也不怕有辱斯文，连磕头作揖那一套也都搬了出来。

为救蒋，他真可谓使出了浑身解数：

西安事变一发生，南京国民党中央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由于群龙无首，谁也不敢先提出自己的主张。

这时，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突然一变其从来的态度，站起来“痛切”

陈词，认为张学良是劫持统帅，为国法所不容，如不立刻明令讨伐，则国将不国，政府不成为政府了。

因为戴是蒋介石密友，他的那一番大道理又说得头头是道，谁也不敢反对。

于是，在戴季陶、何应钦等的控制下，国民党中央便通过了讨伐的决议。

……

宋子文和宋美龄怕内战发生影响英美在华利益，更怕的是因此而置蒋介石于死地，所以他们是反对讨伐的。

国民党中央开会后，宋子文曾找戴，说戴不应提出那样强硬的主张。

戴答复说：“我同介石的关系，决不下于你们亲戚。

老实说，我的这一套也是为了救他，我不反对你们去同张学良作私人周旋，拯救蒋介石，同时，你们也不能反对我的意见，因为这是政治问题，不能不如此。”

张学良放蒋介石回南京后，蒋见戴时曾表示戴做得对。

但后来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虽没有点戴、何之名，却认为戴、何等的做法，他们的见解，还不及她一个妇女，对他们进行了含蓄的讥讽。

听说戴季陶看到后，气得在家里大动肝火，用佛尘把一个花瓶打碎。

他认为宋美龄不足道，而蒋介石竟容许宋发表那样的话，这是蒋对他耍了两面派的手法。

④

另据康泽在有关此事的回忆资料中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