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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3页）

“想想尼采的历史眼界吧。

他的有关堕落、尚武精神、一切价值重估、权力意志的概念就深深扎根于西方文明的本质中，且对于分析那一文明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但是，我们可曾发现，他的创见的基础是什么？是罗马人和希腊人，是文艺复兴和当代欧洲，是对于印度哲学的走马观花和一知半解——一句话，是奠基于‘古代、中古、近代’的历史。

严格来说，他从来不曾越出那框架雷池半步，他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也是如此。”

“为所有的道德建立一种严格的形态学，乃是未来的一个任务。

在这里，尼采又一次是向新的立场迈出本质的一步的第一人。

但是，他没能考察他自己的条件，即思想家自己将置身于‘善与恶之外’。

他既想做一个怀疑论者，又想做一个先知，既想做一个道德批评家，又想做一个道德的传福音者。

那是不可能的。

一个人只要他还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就不可能是第一流的心理学家。

在尼采这里也是一样，就算把他的深刻的洞察力全加在一起，他最远也只是走到了门口——并且还是站在门外。”

“有多少种文化，就有多少种道德。

尼采是第一个提及这一观点的人；但是他没有再进一步去提出一个‘超越善’（所有的善）‘与恶’（所有的恶）的道德的真正客观的形态学。

他依据他自己的尺度评价了古典的道德、印度人的道德、基督教的道德和文艺复兴时期的道德，而没有把它们的风格理解为一种象征。”

其实，站在19世纪的不是尼采，而是斯宾格勒本人。

尼采恰恰是站在20世纪门口的人，他的精神影响了整个20世纪，而斯宾格勒虽则给20世纪提供了一个末世学的历史图象，可他的精神却是19世纪的，他的没落论乃是一个19世纪的怀旧的亡魂对20世纪发出的咒语。

三、文化形态学的对象、方法和性质

斯宾格勒的哲学是一种文化历史哲学，一种文化形态学，这一哲学主要奠基于三组对立的范畴：“作为自然的世界”

与“作为历史的世界”

、“系统的形态学”

与“观相的形态学”

、“历史的托勒密体系”

与“历史的哥白尼体系”

。

而这三组范畴分别是对他的文化形态学的对象、方法和性质的说明。

“作为自然的世界”

（或自然）与“作为历史的世界”

（或历史）是人们用来描述世界的两个对立的范畴，前者把世界看作是已经生成的，是可用因果关系和科学定律加以把握的，而后者则把世界看作是正在生成的，是只能凭直觉去观察和体验的，故而，前者是“科学的经验”

，所遵循的是一种“空间的逻辑”

和因果的必然性，后者是“生命的经验”

，所遵循的是一种“时间的逻辑”

和命运的必然性。

这样的区分本无多少新意，不过是康德之后的德国哲学的胎记式标识，但对于斯宾格勒而言，之所以重述这一区分，乃是为了强调其整个哲学的研究对象。

在他看来，过往的哲学只是研究自然的世界，或者说只是把世界当作“自然”

加以认识，其结果，世界上的一切事物被安排在一系列前定的和必然的因果锁链中，“活生生的自然”

变成了机械的、静止的、抽象理性的和死亡的世界，而全然忽视了世界本然地就有“历史”

或生成的一面，世界本是存在之川流的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