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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3页）

红嘴唇初绽，她殷勤地狞笑着，朝我展示着她雪白、尖锐的牙齿……

“不！”

一种更高层次的虚荣心忽然蒸腾而出，“我要去香港看看，不是为了省多少钱，而是想看看那里的货品是不是更多，是不是更加正宗！”

我半是自言自语，半是对售货员说。

于是，感受着背后那凄怨的眼光，我匆匆离开万象城，直奔香港。

很快，我就在香港的Fendi专卖店买了一只与万象城一模一样的钱夹，便宜不少，仅4380港币——不过，并不比万象城买省钱——如果加上往返车费、饭钱以及住香港酒店的费用（面积如同内地洗手间大的房间，香港要520港币一天），总价比深圳的万象城还要贵些。

但是，毕竟心情不一样，这是在香港正宗专卖店买的让人毫不起疑的正宗Fendi啊。

所有的虚荣心，都是要有代价的。

回到深圳，往钱夹里装了15000元人民币（不是为了显摆阔绰，是为了试验这个钱夹到底能装多少钱）。

我边吃饭，边赏玩这个费尽心机买来的“奢侈品”

。

左看右看，我忽然发现了一个小小的瑕疵，它在灯光的照射下那么显眼，显眼得我无法用阿Q心理去忽视它——拉锁的边角位置没有缝纫好，有大概一毫米的微微凸起，乍看上去像裂开一道口子一样，感觉像吞吃了三只厕所绿豆蝇一样很不舒服。

毕竟是花了大几千买的东西啊，刚刚用就有了“漏子”

，太影响心情了。

好在包装纸、包装袋和收据都在，我打电话给位于香港尖沙嘴的Fendi专卖店。

不出所料，售货小姐无比诚恳地回答说：“梅先生，只要您拿过来给我看，若确实有瑕疵，马上退货，而且我准备一个挑好的新货等着您……”

这种热情的诚恳，是百分百真实的。

15年前，我初次去香港的时候，听到大陆客的普通话口音，不少香港人还总是把脸倾斜成45度角看你，以“表叔”

视之（香港人把大陆人喊作“表叔”

，含有蔑视之意）。

1997年香港金融风暴过后，香港人，特别是服务业的香港人，则一直把大陆同胞当衣食“亲爹”

看待（或者当亲爹来“宰”

）。

开弓没有回头箭，我迅速回转到香港，踏水无痕，娇喘细细。

不费吹灰之力，没受冷眼没遭刁难，黑皮肤高颧骨的香港女同胞立马就给我换了一个崭新的钱夹。

有面子之余，我天津人惯有的、以好对好的心态作怪，在这个专卖店服务员真心而又热情的大力推荐下，又购买了一个男式手袋——总不能像踩着高跟鞋的小女人一样把钱夹拿在手里招摇啊，老爷们得把钱夹放在手袋里面。

高兴了，累了，渴了。

喝茶品咖啡之余，豪兴大发。

腿贱脚勤，我转到了爱马仕（Hermes　Kelly）。

不得了，实在禁不住诱惑，我立马给自己装配了一个大大的全真皮大提兜（妈的，这些做马鞍、马具的后代怎么都飞黄腾达成为奢侈品代言人了）。

这样一来，钱夹、手袋两个好东西，都能最终找到安乐死一般舒服的归宿了。

我抚摸着从头至尾由一人缝制并打上编号的、内衬有着不显眼马车图案的爱马仕大包，想想从前在巴黎福宝大道曾看到它总店的堂皇气派，一种非凡的、如同大便通畅般的幸福感油然而生！

咔咔咔咔，刷卡的时候，我忽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莫名恐惧——这一下子，可是大几万块钱出去了，竟然没有提前请示家里的财务总监老婆大人！

如此擅用款项，定遭河东狮子一声大吼，回去还不得被活活打死！

心惊胆战之余，我安慰自己，前天刚刚有个书商在多印了我数万本图书之余忽发天良，把一本书的尾款给我汇到账户上，数目基本和我这天挥霍的持平（书商的这种良心发现，无非是为了钓我下一本书给他出版赚钱罢了）。

如此，以我撅屁股苦写数日换来的钞票去填补家庭财产亏空，应该不会遭到老婆尖锐指甲凌迟的酷刑吧……

过了罗湖桥，抱着刚娶的娇妻一样的大包小包钻进被阳光晒得如同桑拿浴室般闷热的帕萨特轿车，我感到无比踏实。

擦了擦汗水，我慈母望婴儿般爱怜无限地看着我俄罗斯套装木偶般最外层的爱马仕大皮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