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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1页）

压力，日本外务省22日发表了一个声明，“对这次内乱采取不干涉方针”

。

这引起日本国内舆论的强烈抨击。

9月28日，日本宪政、政友、革新三派议员发表联合宣言称：“中国战祸波及东三省、蒙古，帝国断不能容忍，望政府采取适当之处置。”

10月4日，日本贵族院、众议院议员和浪人千余人，组织了“对支国民大会”

，会议宣言：“日本为保全中国统一，维护东亚和平，特对世界宣言，不惜付出巨大的牺牲，而且鉴于日本帝国对中国的特殊地位和使命，应速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10月8日，政友会召开“对支问题有志大会”

，也主张“帝国应采取坚决的措施”

。

日军方实际上继续采取大力支援张作霖的政策，向山海关派出军事顾问团，不断为奉军提供情报，甚至还派日军直接加入奉军作战。

10月上旬，直系渐露败象。

9日，吴佩孚会晤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吉田，答应在进入满洲之后完全尊重日本在满洲的既得利益，在条约规定的权利方面，张作霖尚未答应的部分，他也将同意。

但是，吴佩孚的卖国交易已经为时过晚，并且，其所谓的优越条件，其实与日本方面图谋相去甚远。

卖国交易使得北京方面的失败来得更快。

当月中旬，直系败退。

正当吴佩孚准备大举增援的时候，又突发了新的灾难：由于南方革命党和日本预备役陆军大佐寺西秀武等的策反，10月23日，冯玉祥突然倒戈，率军急速返京，占领要地，囚禁曹锟，发动“北京政变”

，将所部改编为国民军，派兵迎战直军主力。

直军两面受敌，一片混乱，迅速溃败。

11月3日，吴佩孚被迫乘军舰南逃。

于是，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奉系大胜而告结束。

11月17日，由张作霖出面邀冯玉祥等在没于天津日租界的下野皖系首领段祺瑞家中会谈，决定拥段到北京主持政务，史称“天津会议”

。

于是，通过第二次直奉战争，亲日的段祺瑞政府东山再起，成立了临时政府。

张作霖加强了在满洲的权力，还进一步控制了津浦线上的天津、山东、安徽、江苏、上海等长江以北的中国东部沿海地区。

冯玉祥的国民军则控制了北京、河南、察哈尔、热河等西北部地区。

日本陆军统帅部派驻北京的公使武官林弥三吉少将对这场战争进行了总结：

第二次直奉战争时，为了防止外国势力进入我国防上的重要根据地——满洲，为了保护我国在满蒙的既得利益，由于我国文武两方面驻中国机构的合作，很好地达到了目的。

陆相宇垣则在日记中更加得意地写道：

夫有以为于双方均势未十分破裂之先，为日益巩固日本之地位而与张作霖明暗相通并给予相当之支持者，此种想法促使政治家、实业家及政党于决战甫将到来之际，暗中给张以相当之支持，其结果铸成日后之局面。

如今世上竟有许多愚顽之辈，视此新局面之开展为一种天佑之福，且世人亦对之首肯。

妙哉！

于是，在与英美间的新一轮侵华较量中，日方重新夺取了代理人战争的战略性胜利。

通过这场战争，日本扶植张作霖势力重新把持###，掌控华北，并进驻上海，向长江沿岸扩张。

【黄：不让卖国势力窃取国家权柄和奋勇铲除窃取到国家权柄的卖国政客，为中国避免浩劫的一大关键！

为中国仁人志士的永恒使命！

】

直奉战争后，日本加紧对东北侵略，并大肆攫取对投资中国内战的报酬

在直奉战争期间，日方抓住一切机会向其扶植的新一届北洋政府和张作霖方面索取特权。

1923年11月，大战前夕，满铁社长川村竹治向日本政府提出“积极敷设满蒙五铁路”

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