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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出生太迟也是一种不幸（第1页）

1987年2月，本书部分章节在德国新闻杂志《明镜周刊》上分三期连载。

最初，编辑们对连载有些疑虑，担心他们的杂志是否适于以这样的形式，处理这样一个题目，还担心对第三帝国及其灾难性后果的回忆已经达到了饱和点，然而后来的反应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

编辑办公室的电话响个不停，出版商和我家里的电话铃声也无休无止。

电话来自世界各地，打电话的人有记者，有认同被采访者的一些人，还有深受感动的普通读者。

连载的最后一期刊出后，《明镜周刊》从大量读者来信中选登了一部分，其中一封出自一位教师之手。

他生于1940年，父亲是党卫军军官，已被处以死刑。

这位现年四十七岁的人写信给十九岁的斯特凡妮：

亲爱的斯特凡妮：我生于1940年，父亲曾经是州长和党卫军一冲锋队的长官，1948年因其纳粹罪行而被处决。

我是个老师（虽然如果让学生说，我算不上好老师），教数学、科学、经济和历史。

你问谁知道当时的情况有没有那么糟糕？请相信：情况还要坏得多。

我有不伦瑞克劳改营处决囚犯的原始名单。

我父亲签署了许多份死刑执行令。

他这些“侵害行为”

的证据就掌握在我手里。

你问照片上那些幸福的面孔是怎么来的？那么，哪些照片能够拍摄并发表，哪些又不能？谁拍的照片？哪些人和哪些照片被说成是“有害的、不道德的、蛊惑人心的”

（以及诸如此类的种种胡言乱语）？据选举情况判断，当时我国有半数人欢迎希特勒，你问其中的原因？许多人确实在艰难困苦中挣扎了太长时间，于是，有人只有在这样一种制度中才能搏取权力、地位和名声。

例如，我的父亲，他在法律考试中一败涂地，这就决定了他只能做一名低级法官。

所以，他入了党，凭借党的力量进入政府部门，接着又进入警界，当了盖世太保，最后（自动）进入党卫军，迅速地飞黄腾达。

还有其他“胜利者”

。

医生和教授，摆脱了犹太人的竞争（许多诊所也因此每况愈下）。

所有那些街头泼皮，那些流浪汉和醉鬼，本来无心或无力涉足学术，现在，忽然成了宝贝，而且得到允许，可以去骚扰知识分子。

这真够刺激！

感觉太好了！

还有军人！

多少年来，因为别人打赢了，他们不得不销声匿迹，现在，忽然身价百倍。

只需想一想，如果今天发动一场运动，为“锤炼”

那些懦夫、小白脸儿和信教的人而强迫他们去劳动，你会不会——比如说作为一名“专家”

——参与进去，赢得事业、高薪或地位？你可以忘掉失学和失业的痛苦！

怎么样？诚实一些。

你准会的。

你知道杜塞尔多夫市有多少家高档商店是从政府的敌人或犹太人那里，以荒唐的价格“买”

下来的吗？今天，就是这些阔佬虐待雇员，歪曲法律，偷税漏税，因为你不肯卑躬屈膝而拒绝给你一份儿工作。

你问我们德国人是否应当继续卑躬屈膝下去？不，我不会的，而你那位穿运动衫的老师是一个白痴。

我们应当时时忏悔，同时，我们不应有任何幻想，不应为过去的“罪孽”

而指责一切。

因为问题不在于此，问题在于日常的卑俗和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