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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er 11 生活在过去的埃贡（第2页）

我指给他看什么，他总看不见，就是盯着看也看不见。

他不记得我的生日，几百次答应要和我玩或和我骑自行车，但从不兑现。

可我对他却如此崇敬，无论何时，只要有人想败坏他的名声，我都挺身保护他。

我是他晚年生的孩子，因此是个多余的人。

实际上在我1960年出生时，维系一个家庭所必须有的一切都已破坏殆尽。

那时父亲五十六岁，母亲三十八岁。

我姐姐生于1944年。

我父母是在集中营认识的，当然他们不是那里的犯人。

战争刚一开始，我父亲就因一条腿受伤而从前线返回。

这条腿使他终生残疾。

他不是在战场上受的伤，而是车祸所致。

这里面不知有什么名堂。

也许是他喝醉了。

不管怎么说，他出院后就自愿去了达豪。

这是他告诉我的。

母亲是他一个同事的女儿。

我不知道还能再告诉你什么，他从一开始就参加了国社党，那是1933年，他还是柏林的一个大学生。

他们想阻止犹太人上大学，就把他们的身份证拿走。

他总是对我讲这些。

从医学院毕业后，他很快参加了党卫军。

他常说医生们从一开始就效忠于党。

有些传闻甚至说，官方报纸《人民观察家》就是由一些医生交给党的。

他对战时自己从始至终发挥的作用很自豪。

他最爱说的一句话是，医生应保护和延长人的生命。

崇尚民族主义的医生就是这样，在需要时甚至可以牺牲他人的生命。

他说，这就是一个有政治信仰的医生和一个没有政治信仰的医生的区别。

他认为“有选择”

地给予帮助和工作是他的责任。

他并不认为所有的生命都同样宝贵。

他和有些人不一样，做党卫军的医生并不是为了飞黄腾达。

毕竟，犹太人医生被驱逐后留下了足够的空缺。

他看不起那些追逐名利的马屁精，他认为他们是这场运动悲惨结局的罪魁。

他总爱说，人的行为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区别只是有的行为是正义的，有的不是。

比如一个士兵和一个杀人犯。

两人同样杀人，但一个是光荣的，另一个则被处死。

每当他说这些话时，我就坐在一边静静地听着。

他不允许别人打断他或突然插话，也许他连我在听他讲话都没有意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