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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第2页）

他身材瘦削，又长着一副阿尔及利亚人的面孔，这种模样往往会引起警察的疑心，也把真正的阿尔及利亚人搞糊涂了（他们有时会在圣米歇尔大街停住脚步，用阿拉伯语跟他攀谈）。

他一天要抽三盒烟，不懂法语，冥思苦想企图在石头和雾气的海洋巴黎闯出一条路来。

那时正值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也是布拉桑的歌曲开始风靡，情侣们绝望地在地铁里或家门口亲吻的年代。

在布达佩斯事件之前，人们从政治角度看待世界还好比看西方电影一般：社会主义这一边是好人；另一边则是坏蛋。

最近，我们重访了居雅斯大街当年他下榻的那间阁楼。

窗前是拉丁区的一片屋顶，屋内仍然可以听到索邦神学院报时的钟声，但是，已经听不到每天早晨从街上进来兜售洋蓟的小贩悲怆的叫卖声了。

每天晚上，加夫列尔让膝盖紧紧挨着暖气片，抬眼就能看见用一枚大头针钉在墙上的他的未婚妻梅塞德斯的肖像，写一部小说，一直到晨光熹微的黎明；那本小说就是《恶时辰》。

但是他刚开了个头，就不得不停了下来。

他准备塑造的一个人物，一位望眼欲穿地等着退伍金的内战时期的老上校，需要有他自己的一块地盘，需要一整部小说。

他把它写了出来。

他写出了《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

这一方面固然是为了给《恶时辰》扫清道路，另一方面也是想要通过文学解除当时日常生活的窘困：他跟他笔下的人物一样，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也总是在等待来信，等待附有支票的来信，但总也没有音讯。

他的经济问题起始于刊登在《世界报》上的一则三行字的消息，我们是在学院路的一家咖啡馆里看到的。

原来，当时统治哥伦比亚的独裁者罗哈斯·皮尼利亚关闭了《观察家报》，而加夫列尔正是该报驻巴黎的记者。

“没什么关系。”

他说。

但是实际上关系很大。

来信再也不附带支票了。

于是，过了一个月，他就缴不出旅馆的房钱了。

布拉桑还在唱他的歌，情侣们还在地铁里亲吻，然而巴黎已然不是他初来时的巴黎了，它变成一座苦涩、冷酷的城市，不少拉丁美洲人对此都深有体会。

巴黎的房间有如冰川一般寒冷，到处都是穿着破烂的套头衫的人。

在巴黎，吃一顿热饭，挨着有火的角落取一会儿暖，就是一种大胆而令人惊讶的豪举了。

巴兰基亚的贫穷有它美好的一面，再说，穷也是相对而言的：那儿处处有友人，市长还常常派车把他送到他下榻的旅馆，引得看门人和妓女都惊奇地睁大了眼睛。

加勒比是充满人情味的。

“有饭大家吃。”

那儿的人们常这样说。

巴黎恰恰相反，它对于穷人真是铁石心肠。

加夫列尔对此深有体会。

有一天，他在地铁里不得已跟人要一枚硬币，一个人给了他，但却是没好气地把钱放在他手里的，而且对他的解释根本不屑一听。

加夫列尔曾经说过，一座城市，只要他在那儿待过，就会比别的城市给他留下更为持久的印象。

巴黎留给他的印象是悲伤的：“一个漫漫长夜，我无处栖身，便坐在长靠背椅上，在地铁通风口散发出来的恩赐的雾气中打着盹儿，度过了一宿；而且，还躲过了常常追打我的警察，因为他们总把我当成阿尔及利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