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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第二帝国时期的德国人和犹太人（第1页）

1862年9月30日，奥托·?冯·?俾斯麦长驱直入普鲁士下议院，预算委员会正在那里详细讨论如何打破国王和立法机构之间就军队拨款已经形成的宪法僵局。

他发表了一个攻击性的演讲，他轻蔑地将宪法解决的可能性置于一边，傲慢地宣布：“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问题不是由演讲和多数人同意的解决方案决定，这是1848年和1849年的错误，而是由铁与血解决的。

”在后来的九年，俾斯麦实现了他的宣言，以非宪政的方式解开了宪法的僵局，扩大了普鲁士国家的权力，履行了他说给迪斯雷利的大话：“他将对奥地利宣战，解散德意志邦联，征服中等和更小的邦国，在普鲁士的控制下实现德国国家的统一。

”这位“铁血首相”依靠机灵的外交和“铁与血”统一了德国。

击败法国之后，他于1873年1月18日在凡尔赛宫的镜厅庆祝他伟大的成功，并举行了德国主要诸侯贵族出席的庆典，宣布普鲁士的威廉国王为新的、统一的德国的皇帝。

大多数德国人被爱国主义的狂热所驱使，作家、音乐家、艺术家都将这一事件理想化，对此大加欢呼。

画家安东·?冯·?维尔纳用巨幅的、历史性的画卷记录了这一浪漫主义的辉煌时刻。

当然，并非所有的德国人对普鲁士化的德国的前景都欣喜若狂。

一些独立邦国的统治者迫于哄骗或贿赂加入了统一的国家；天主教徒害怕一个普鲁士的国家意味着一个新教徒的国家即将出现；自由主义者对普鲁士精英的反动倾向持保留态度；社会主义者没有任何理由不怀疑它是一个压迫的统治。

犹太人也有充分的理由小心翼翼，尽管在普法战争期间，大约有七千名犹太人在德国军队服役，表现杰出。

德国主要的犹太人报纸《犹太汇报》对统一的新闻作出了回应，它小心翼翼地提醒读者，犹太人为实现法治下的人类尊严和平等作出了艰苦的斗争，他们已经走过了漫长的道路，而且他们还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

这个新统一的德国明确地给予犹太人充分的法律意义上的平等权。

然而，痛苦的经验告诉犹太人：法律容易被废除，可以通过许多限定被侵犯，或者通过各种形式的社会歧视被动摇。

尽管在法制国家犹太人被作为公民对待，但是，公民权的获取和解释控制在具体的邦国及其官员手中，因此谈论普鲁士或巴伐利亚的公民权更为准确。

这一公民权是德国公民权的前提。

正如后来所证明的，一些邦的政府使得犹太人的归化变得尤其不可能。

注

当然，鼓舞人心的是，德国人似乎在法律和社会的水平上接受和宽容了犹太人，但是犹太人在德国人那里接受的待遇，他们与德国人交往所获得的含糊信号，使他们一直未能驱散某种不舒服或者怀疑的感觉。

甚至解放运动参与者的语言也带有潜藏的假定，似乎并没有被启蒙运动对多元主义社会的信仰所激励，在这种社会当中，所有公民的权利都得到了保护。

第二帝国从开始一直到它结束，犹太人问题一直没有散去，大多数德国人假定犹太人最终将被同化，并放弃他们作为犹太人的孤立状态。

犹太人的拒绝导致了惊讶、担忧以及直截了当的歧视，其极端的形式是驱逐。

在犹太人和犹太人仇视者所施加的虐待之间横亘的东西，归根结底是德国人的状态。

只要它是一个文明的状态，遵守公正和人道的原则，犹太人就能够指望得到相对体面的对待。

德国人的状态一直是一个文明的状态，但从1933年希特勒掌权那一刻起，德国就不再文明了。

然而，正如对不同社会比较观察所显示的，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文明。

在19世纪后期的背景下，德国人的状态不在最好的名单中，但也不是最坏的。

为了理解德国政府和社会文明因素的最终崩溃，有必要揭示其体制上的脆弱，确认其特殊的性质，公正地指出它是如何影响犹太人的。

尽管大屠杀在帝制的德国不可能发生，但在这里存在着三个主要的结构性脆弱，它们动摇了德国人状态的基本稳定性，在失败的战争额外创伤的压力下，使得某种力量得以出现，这些力量让希特勒迅速掌权，并使得其杀戮性的对犹太人的仇恨成为政治的存在。

这些结构性的先决条件是：